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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茅盾文学奖(第1/2页)
于是，余切不再想要影响管谟业，他觉得管谟业能受影响最好，管谟业毕竟是很有才能的人，但不受到啥影响，也无所谓。
人们把管谟业这个作家妖魔化了，要么认为他是一个有险恶用心的人，要么认为他是讲真话的良心，其实他只是一个作家。
常常请客吃饭的余切，这一次也请管谟业吃了一顿，然后一反常态告诉他：“按照你的想法来就行。”
可想而知，管谟业有多诚惶诚恐——这像是那些整死美妾的残暴皇帝的免责声明，先笑嘻嘻开玩笑，请求做某事，等美妾一答应了，然后就砍了美妾的脑袋。
管谟业吓了一跳，饭也不吃了，脸也白了：“余老师，我改呗，我改。”
余切却摇头道：“我之前思想出了问题，我总想着走捷径，用一点儿小的行动，影响将来大的事件。但是我忘记了，我自己就是最大的捷径。”
管谟业当然不知道余切在说啥了。
余切说：“你去吧，你的写的好，非常好。你也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作家，在我们这些学员当中，其实我最看好你。”
“但是，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写，就那么来吧。”
管谟业给吓坏了，又感动，又察觉到一种寒意。然后呢，还本能的觉得余切可能要写点东西了。
是啊，从芥川奖之后，余作家已经没有写过了。
拍电影、搞慈善和做文学讲师，占据了余切的时间，读者已经期待他太久。
到底他能写出什么样的，对上什么样的事件，大家都十分期待。
文学进修班临近结课，课程变得很轻松，留给学员们很多创作的时间。所有学员们都在冥思苦想，按照他们历史既定的流派，写出了他们关键的作品。
管谟业的自然是那一篇《白狗秋千架》，“高密东北乡”自此诞生；余桦写出了《四月三日事件》，这又有“意识流”，又有先锋文学的特性，这并不是余桦特别出名的，却是最能代表他早期风格的，暴力、冷峻；苏彤写出了《1934年的逃亡》，他在其中创造了繁复的隐喻世界；屈铁宁、王安忆各自写出了《麦秸垛》和《小鲍庄》，一个涉及到乡村几个妇女，一个把淮北农村救灾同《圣经》联系到一起。
这些都十分优秀，是作家们走向成熟的标志，各种文学技法对他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人类的一切文化产物都成为创作素材，有时候光看这些，甚至觉得比他们的成熟期代表作还要锋芒毕露得多。
因为他们正像是刚拿起武器的士兵，准备把自己锋利的矛尖，对准每一个人。他们炫技一样的创造出复杂至极的故事。
但这正是文学院的培养成果嘛。
余切给这些做了总结：
“现在想起来有点可惜，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些技法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小道。很多时候我们写出一个好故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用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
“我们的直觉，选择了那些使得我们自己也受到触动的文字，于是一篇就被写出来了。”
余桦在这半年得到了进化，他比历史上提前发挥了自己的天赋，因此他问余切：“我现在觉得我能写了，我可能一直游下去，游到我自己想要的湛蓝色的海水，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他意思我如何大巧不工，化繁为简。
是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正是余桦的第一次转型，他从一个哨的先锋作家，变成了现实题材的作家。
为了回答余桦的问题，余切讲起了自己在高中毕业那一年，把第一部《天若有情》投到邮局的事情：“那个人一开始根本不搭理我，然后我让他看了一段时间我的，几分钟之后，可能更短的时间，他忽然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帮我装订？”
所有人顿时大笑起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被瞧不起，然后一下子出名。实际上呢，这些人都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就算是路走的比较坎坷的余桦，他成名的速度也远远快于大多数网文写手从签约到万订的速度。
余切说：“你看，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就想起这个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也想起这个时候。”
不久，新一届茅盾文学奖颁发。
这一次的茅盾文学奖时隔三年，囊括了从82年下半年到85年年初之间的作品，一共有三部入选。余切的《新现实合集》被公认为过去三年综合影响最大的长篇，其总销量已经数百万，它的获奖当之无愧。
另外两部是《沉重的翅膀》和《黄河东流去》，一个以虚构的汽车厂改革为主线，反映四化建设、工业改革；一个追溯到沉重的抗日时期，描述黄泛区人民在“黄口决堤”时间发生后，可歌可泣的十年经历。
前几届茅盾文学奖神仙打架，几乎所有都入选“70年70部长篇典藏”，今后被放在国家书库当中，被认定为时代记忆的一部分。
颁奖礼在大礼堂举办，巴老主持召开。冯木、玎玲这些余切熟悉的老作家正是评委会成员之一，他们提到了余切曾经的对手刘芯武：
“余切，自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写出过好的了。”
余切惊讶道：“原来刘芯武还在写呢！我以为他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编辑了。”
“怎么没有写，一直在写。”冯木道。
而且，冯木说了个公道话，“刘芯武其实写的可以，如果没有你，他可能是过去几年很优秀的作家，杭城会议后，我看到现在新的作家已经起来了，那他本来应该有一段时间是‘最优秀’，结果现在什么也没有。”
“今后的时代，恐怕要把他遗忘了。”
玎玲和刘芯武的关系很不错。她曾经向外国记者夸赞过刘芯武，现在也关注刘芯武的近况：“前一段时间，他写了一个《钟鼓楼》，把前几年发生在钟鼓楼的几户人家的故事，通过12个小时的时间都叙述出来……我们很惊讶他能写出这样的，很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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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玎玲叹道，“这怎么能比得过《大撒把》、《我们俩》和《和你在一起》的合集呢？单是其中的一部拿出来，也都是比不了的。”
“现在想起来，他还是个很让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如果不瞎搞（打压余切），我们这里还是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余切拿到了茅盾文学奖！
巴老给余切写的评奖理由，是因为“这一真实的反映了八十年代市民生活的生活”。
越简单越重要。
不论是杭城会议之前的作家，还是之后的作家，他们都无比的迷恋乡村这一题材，使得改开这一巨大历史事件下，十数亿人的城镇化竟然没有对应的文学作品。
如今这一个空白被弥补了。所以在大礼堂的现场，出现了乔公也并不稀奇。
他早就和马识途、巴老等人认识，但是没想到，他也很认识余切。乔公身着简装，他的身材并不高大，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
“余切，你什么时候，和你老师一起来跟我摆龙门阵？我上次去过你家，听说你来首都时也揣着一把豆子，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但你这次不要捐钱，尤其是不要捐太多钱，为什么不要，我后面和你讲。”
“你发达了，没有忘记自己的穷兄弟，没有忘记你从哪里来。我原先以为是马识途教得好，现在知道，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他握住余切的手，说：“你的，还有你的人，我都是信任的。”
“你还有没有什么困难，大家能够帮你解决的。”
余切能有什么困难？
这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机会，但仔细想想，余切真的没有什么困难。所以他实话实话，“我想不到我有什么难的。”
结果乔公哈哈大笑，他左右张望，其他人也忍俊不禁。乔公只能说：“你猜我最喜欢你的什么？”
应该是《出路》，但现在说这些不是把王濛卖了？王濛才当上文坛goat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热呢。
余切表示不知道。
乔公果然道：“我原先最喜欢的是《大撒把》，《出路》出来之后，就是出路了。哪里才是出路？出路是要自己去找的，要有一些主观能动性，要忍耐得住。”
他一边说，一边其他人把他说的话记下来。
乔公忽然叹道：“可惜我那之后，再也没看到过这么好的。我年轻时很喜欢哩，但不喜欢那些八股调，说老实话，我最喜欢看武侠，不忙的时候，中午和晚上，我常常看查良庸写的，那里面大侠一巴掌就能扇死皇帝，几个人结起阵来，就能抵挡军队，多有意思……有一天有人和我说，你和查良庸吵起来了，我很吃惊，又说，你写了一个来反驳他，我就去看了那本书，那就是《出路》。”
他真的很喜欢这本书，以至于不假思索，把整个过程都回忆了一遍。然后灰色的眼睛眯着，露出可见的笑意：“我一看到这本书，就放不下手了啊，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传统文学啊，还是要比武侠的立意高得多，查良庸太天真了，他又不是武林高手，护不住寨子里面的人……”
“没有暴力，就没有生产与和平。”
“之后我秘书来提醒我，马上要开会了，我实在舍不得放下这本，在路上也看，我翻到最后一页，大家都回来了，认祖归宗，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拿到了现场，扔过去，请对面的人也来看一看！”
余切的领奖过程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新闻上记载了这一消息，也记载了乔公到现场。
但是他真情流露的话，并没有登上新闻，上面只有余切弯着腰，笑着看乔公讲话的照片，两人的手紧紧握住。
这张照片成为新一轮尊重知识分子的宣传起点。当时其实有一种讲科学讲到忘记社科人文的情况，曾引发了一些担忧，国家抓好物理化，是不是就要扔下政史地了！
余切就被抓来当典型——你看，不仅要讲科学，文化也要抓。
在这个月，燕京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5月19号，男子足球国家队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轻敌！在只需要平局就能出线，参加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情况下，被人连灌两球，丧失了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进入世界杯的机会。
从此开启了国足的黑色周期，每到出线时刻，总有人做出逆天之举。中国队出线的难度一年比一年简单，而中国队的水平也恰好相同幅度的降低。
这事儿一度抢走了余切的曝光度，美联社、法新社等国外媒体参与了报道，国内震惊于球迷的肆无忌惮！而法新社则欢天喜地的发文：“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
是的，中国人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在这个最严肃和神秘的地方，也诞生了足球流氓。
它开始越来越变得像余切认识的那个世界，在首都，吃饭已经开始不需要用粮票；在燕大，新现实社团开始招新，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社长余切辞去职务，变成一个普通学生，同时，一个叫崔建的年轻人，准备在燕大开摇滚演唱会；在余切的老家万县，巨大的水利工程得以通过，一批专家去该地进行考察，划分搬迁区。
在《红楼梦》剧组，因得到赞助，已经能同时进行两场拍摄，于是张俪陈小旭休假的时间变少，但这也代表她们会提前结束数年的拍摄周期。
当月末，《小鞋子》正式开机，余切偶尔会来剧组看拍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懒得来。姜纹就成为谢晋的传话人，姜纹骑着自行车骑得飞快，到燕大，到《十月》编辑部，到鼓楼大街找余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