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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一举数得的藩王出海之策(第1/2页)
待到一众藩王全部退出去之后，乾清宫正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数百支蜡烛还在燃烧，烛火在夜风中微微摇曳，将殿内的光影搅得忽明忽暗。
角落里那几盆冰盆还在丝丝地冒着凉气，但已经挡不住八月夜晚残余的暑热了。
殿门大敞着，夜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紫禁城特有的、混合着砖石和草木的气息。
朱厚照没有起身离开，他坐在御座上，背脊微微靠着椅背，右手搭在扶手上，食指一下一下地轻轻敲击着紫檀木的扶手。
笃，笃，笃。
那声音不大，在空旷的大殿里却格外清晰。
他的目光穿过敞开的殿门，望向外面沉沉的夜色。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清冷的光洒在乾清宫前的汉白玉台阶上，泛着幽幽的白。
刘瑾垂手站在御阶之下，大气都不敢出。
他跟了皇帝这么久，已经学会了从皇帝细微的动作中揣摩圣意。
皇帝敲扶手的节奏，快慢之间，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心境。
此刻的节奏不急不缓，均匀得像是一座钟摆在晃动——这是皇帝在思考，在反复权衡，在把一盘棋的所有走法都在脑海里推演一遍。
所以他不敢出声，生怕自己打断皇帝的思考。
而端坐在御座上的朱厚照，微微闭眸沉思，脑海里思索着藩王问题。
从他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些年，到重生之后坐在龙椅上的这些天，这个问题始终像一根刺，扎在大明王朝的脊梁上，扎在所有朱家子孙的命脉里，拔不出来，也忽略不了。
他想起了太祖皇帝。
那个从放牛娃、从和尚、从乞丐一步步爬上来，开创了大明三百年基业的男人。
太祖是真正穷过的，穷到父母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穷到只能去皇觉寺当和尚混一口饭吃，穷到在乱世里挣扎求生、朝不保夕。
正因为穷过，太祖深知饥寒交迫的滋味，深知无依无靠的恐惧。
所以在打下天下之后，太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子孙后代。
太祖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再像自己年轻时那样受苦，他希望他的孩子们、孙子们、曾孙们，世世代代都能吃饱穿暖，都能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日子。
这是人之常情，是天下的父亲都会有的心思。
只是太祖是皇帝，他的一念之仁，被制度化了，被固化了，被写进了《皇明祖训》里，成了后世子孙不可逾越的铁律。
洪武九年。
朱厚照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年份，那是大明开国的第九个年头，天下初定，百废待兴。
太祖第一次系统制定了宗室藩王的俸禄待遇，其中亲王，岁给米五万石，钞两万五千贯。
五万石米是什么概念？
一个普通百姓一年吃不了两石米，五万石足够养活两万五千个百姓一年。
而亲王一个人，就要拿走这么多。
除了米粮之外，还有大量的锦、丝、纱罗、布匹、盐引。
锦是最高级的丝织品，一匹锦的价格抵得上普通百姓一年的开销。
丝和纱罗也是高档货色，寻常人家一辈子都用不起。
盐引更是硬通货，一张盐引就是两百斤盐的专卖权，转手就能变现。
亲王一个人，光是这些实物折成银子，就是一大笔天文数字。
郡王的待遇也不遑多让，岁给米六千石，钞两千八百贯。
比亲王少了一些，但依然是普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
公主和驸马已经封爵的，赐庄田，岁收一千五百石。
郡主和仪宾，米八百石。
一层一层，从亲王到最小的宗室，每一个人都有定额，每一个人都要从朝廷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块来供养。
朱厚照的食指在扶手上顿了一下，又继续敲了起来。
太祖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或者说来不及想——一百多年后，朱家的子孙会繁衍到什么规模。
亲王生郡王，郡王生镇国将军，镇国将军生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生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生镇国中尉，镇国中尉生辅国中尉，辅国中尉生奉国中尉。
一代一代，像树杈一样分叉，像野草一样蔓延。
到了弘治年间，宗室人口已经数以万计。
到了嘉靖年间，数以十万计。
到了万历年间，数以几十万计。
每一个宗室都要按照太祖定的标准领取俸禄，每一个宗室都是朝廷财政的负担。
米不够了，钞不够了，布匹不够了，盐引不够了，什么都缺，什么都不够。
朝廷的税银是有数的，田赋、盐税、商税、矿税——每一项都有定额，每一项都收不上来多少。
每年的财政收入就那么一点，除去军费、官俸、宫廷开支、河工、赈灾，剩下的本来就不多。
再拿去供养几十万宗室，哪里够？
所以到了后来，朝廷只能拖着不给。
欠着，赊着，赖着。
今天发半年的，明天发三个月的，后天说等秋粮上来再补。
宗室们去催，朝廷说没钱。
宗室们闹，朝廷说再等等。
宗室们跪在宫门口哭，朝廷关上门装作听不见。
那些拖欠的俸禄，堆在账本上，一年一年地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了最后，连账本都懒得记了，因为记了也发不出来，发了也不够吃。
而太祖除了制定俸禄标准之外，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给了藩王实权。
九大塞王，个个手握重兵，镇守边疆。
燕王朱棣守北平，宁王朱权守大宁，辽王朱植守广宁，谷王朱橞守宣府，代王朱桂守大同，晋王朱棡守太原，秦王朱樉守西安，庆王朱栴守宁夏，肃王朱楧守甘州。
这些藩王，每一个都统率着数千到数万的军队，每一个都有开府设官、征伐调兵之权。
他们是大明的屏障，是太祖插在边疆上的九根铁桩。
但凡事有利必有弊，藩王手里有兵，朝廷的心里就不踏实。
于是建文初一登基，便直接削藩，或者说灭藩，甚至逼死了湘王。
要知道湘王无兵无权，品行上佳，最重要的是没有子嗣，而且还是和建文一起长大的。
结果，这样一位近乎无可挑剔的藩王都被逼死了，这让其他或是手握重兵，或是多行不法的藩王如何想？
于是建文元年七月，太宗朱棣在北平起兵，号称“靖难”。
四年血战，建文四年六月，太宗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建文帝在宫中自焚——或者说，在一片火光中消失了。
太宗朱棣坐上了龙椅，成了大明的第三位皇帝。
从此以后，藩王的命运就被改写了。
太宗登基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藩王的威胁，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威胁”本身。
他知道一个手握兵权的藩王能做到什么地步，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防止再出现一个“朱棣”。
于是他大手一挥，将原本负责镇守边塞的藩王全部内迁。
辽王从广宁迁到荆州，谷王从宣府迁到长沙，宁王从大宁迁到南昌。
但光内迁还不够，把藩王从边塞迁到内地，只是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威胁。
他们手里还有兵，还有护卫，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太宗要的是万无一失，要的是把藩王彻底变成无害的、圈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所以太宗开始提高藩王的待遇。
这个手段，堪称高明至极。
朱厚照在心里暗暗感叹。
他不是感叹太宗的手段高明，而是感叹权力对人性的扭曲有多么可怕。
太宗用银子、用体面、用排场，换取了藩王的兵权。
你交出兵权，我就给你更高的待遇，给你更高的品级，给你更大的排场。
镇国将军，原本是正三品，太宗把它提到从一品。
正三品到从一品，中间隔着从二品、正二品、从一品三级。
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相当于把一个知府一夜之间提到了六部尚书级。
镇国将军的冠服从三品官的青袍银带，变成了一品官的蟒袍玉带。
他的车舆从两匹马拉的小车变成了八抬大轿，他的仪仗从寥寥数人变成了前呼后拥几十人，他的住宅从三进三出的院落变成了五进五出的王府。
这些东西看起来是虚的，是面子，是排场，是不当吃不当穿的表面功夫。
但恰恰是这些东西，最能打动人心。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藩王们被从边塞迁到内地，手里没了兵，心里本来是不痛快的。
但太宗给了他们更高的品级、更大的排场、更体面的待遇，他们走出去，前呼后拥，威风八面，比当年在边塞当塞王的时候还要气派。
这种落差被填平了，甚至还有盈余，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辅国将军从正四品提到从二品，奉国将军从正五品提到正三品。
每一级都往上提了至少两级，有的提了三级、四级。
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太宗用几个虚头衔，换掉了藩王手里的真刀真枪。
从权力的角度来说，这是极其高明的交易。
但这笔交易的代价，是由后世的子孙来支付的。
因为品级提升了，俸禄自然也要跟着涨。
一品官和七品官的俸禄差着好几倍，从一品和正三品也差着一大截。
太宗为了示恩宠，还给周王等藩王额外增加了数千石的岁禄。
周王是太祖第五子，太宗同母弟，关系最近，给的也最多。
于是，朝廷对藩王的支出在太宗朝大幅提高，到了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历朝，宗室人口不断繁衍，支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了弘治年间，每年光是支付宗室俸禄，就要花掉朝廷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
这还是按照额定标准计算出来的数字，实际支出可能更多。
如果算上各种恩赏、补贴、节赐，恐怕要占到四成甚至五成。
而与此同时，藩王们彻底变成了白吃饭不干活的人。
朱厚照的右手忽然攥紧了扶手，指节微微泛白。
不是因为他们懒，是他们不能干活。
太祖的《皇明祖训》里写得明明白白——宗室不得参与士、农、工、商四民之业。
士，不能读书做官；农，不能种地务农；工，不能做工匠人；商，不能经商做生意。
四个行当，全部堵死。
宗室子弟从出生那天起，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等着朝廷发俸禄，二是饿死，没有第三条路。
太祖制定这条规定的时候，大概也是好心。
他怕宗室与民争利，怕宗室仗着身份欺压百姓，怕宗室丢了皇家的脸面。
他以为朝廷会永远有钱供养宗室，以为朱家的子孙永远不会太多，以为他自己定下的俸禄标准足够让每一代宗室都过得舒舒服服。
可是他错了。
藩王宗亲的数量在以几何级数增长。
一个亲王生十个儿子，十个儿子每一个都是郡王。
一个郡王生十个儿子，十个儿子每一个都是镇国将军。
镇国将军再生，辅国将军再生，奉国将军再生——到了五六代之后，宗室的人口已经是天文数字。
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田赋停滞不前，盐税被走私侵蚀，商税收不上来，矿税年年拖欠。
宗室人口翻着跟头往上涨的时候，朝廷的银袋子却在原地踏步，甚至是不断倒退。
到了明朝后期，宗室人口已经突破几十万。
几十万人，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全部要朝廷买单。
朝廷买不起，只能拖着不给。
那些被拖欠俸禄的低级宗室，日子过得比普通百姓还不如。
有的饿死在街头，有的拖家带口去讨饭，有的改姓埋名偷偷去码头扛大包、去砖窑烧砖、去铁匠铺打下手。
他们不敢说自己是朱家的子孙，因为说了没人信，信了也没人管，管了也没钱给。
而那些高层的藩王呢？
亲王、郡王们，待遇丰厚，庄田遍布，家奴成群。
他们不在乎底层宗室的死活，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人存在。
底层宗室也不会去找他们，因为找了也没用。
藩王没有义务养活远房亲戚，朝廷也指望不上藩王来解决宗室问题。
朱厚照记得自己在天上看到过那些画面。
嘉靖年间，山西、河南一带，成群结队的宗室子弟拖着家眷在街头讨饭。
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脸上脏兮兮的，手里捧着破碗，走到大户人家门口磕头。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朱家的子孙，没有人会在意他们姓什么。
他们只求一口吃的，只求不饿死。
有些人饿得受不了了，就去偷、去抢、去骗。
被抓了，地方官按律判刑，该打板子打板子，该蹲大牢蹲大牢。
没有人会为一个“朱”字网开一面，因为那个“朱”字已经不值钱了。
朝廷欠他们的俸禄，比他们偷的那些东西值钱多了，但朝廷不认账，他们也没有地方讲理。
有些人实在走投无路了，就去重拾太祖的旧业——当和尚、当乞丐。
太祖当年做过和尚，也做过乞丐。
但太祖是为了找一条活路，是为了活下去。
而这些人，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走了同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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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太祖后来成功了，成了皇帝。
而他们，永远都是乞丐。
这是何等的讽刺？
朱厚照的手指又敲了起来，节奏比刚才快了几分。
藩王宗亲已经成了趴在大明身上吸血的一条条寄生虫，从太祖时期的一根小管子，慢慢长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参天大树。
无数的枝杈密密麻麻地扎进大明的血肉里，贪婪地吮吸着这个王朝的养分。
朝廷的银子、粮食、布匹、盐引，一车一车地往藩王府里送。
而藩王府回报给朝廷的，除了偶尔的几句“陛下圣明”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藩王的错。
朱厚照在心里默默地补充了一句。
他知道，这不能全怪藩王。
他们也是被制度圈养起来的人，从一出生就被关进了笼子里。
太祖设了笼子，太宗加固了笼子，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往笼子上加锁。
藩王们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关在这个笼子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自己除了等俸禄还能做什么。
有的藩王不甘心，想挣扎，想出笼子。
宁王朱宸濠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他此前在南昌招兵买马，图谋造反，除了有与他们燕王一系的昔年恩怨之外，同时也是因为他不想被关在笼子里等死。
他要出去，他要当自己的主人，他要让宁王一系不再寄人篱下。
朱厚照理解宁王的心思，但他不能允许宁王造反，不能让历史重演。
朱厚照的手指在扶手上猛地顿了一下，发出“笃”的一声脆响。
那声音在安静的殿内格外清晰，像是一个句号，将刚才那一段思索画上了终止符。
所以他要解决藩王问题，不是为了太祖，不是为了太宗，不是为了列祖列宗——是为了大明，为了他自己，为了这个他坐在上面的龙椅能稳稳当当地传下去。
而让藩王出海建国，便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解决办法。
朱厚照站起身来，走到那幅巨大的舆图前面。
烛火的光芒照在舆图上，照在那片广袤的、标注着密密麻麻地名的蓝色和绿色上。
他的目光从大明所在的左上方缓缓移动，掠过大片的陆地，越过广袤的草原，越过无边的沙漠，越过茫茫的海洋，一直落到远方那些他从未去过、却在地图上画得清清楚楚的地方。
藩王出海，最直接的好处便是朝廷不用再出俸禄养藩王了。
藩王出海建国之后，他们就是藩国的国王，不再是朝廷的宗室。
朝廷没有义务养活一个藩国的国王，也没有义务养活藩国的王子王孙。
他们的俸禄，从朝廷的账本上彻底划掉。
这不是一笔小账，这是一笔关系到朝廷财政健康与否的大账。
节省下来的银子和粮食，可以拿去做很多事——补发边关将士的欠饷，修缮年久失修的城墙，购买新式的火器，招兵买马扩充军备，拿去做太多太多的事了。
其次，藩王出海建国之后，必然会大量缺乏各种资源。
他们到了海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没有海船，没有军队，没有工匠，没有农具，没有种子，没有百姓。
这些东西，大明有，而且只有大明有。
藩王想要出海建国，就得向朝廷买。
买海船，买军械，买匠人，买农具，买种子，买移民人口。
这些东西不是免费的，是要用银子买的。
而藩王的银子从哪里来？
从他们在大明的田产、庄田、商铺来。
凡申请出海建国者，须将国内田亩、庄田、商铺等不动产之八成上交朝廷。朝廷按市价折价，凭此可向朝廷购买建国所需物资。
这是一个闭环。
藩王交出不动的田产，朝廷用这些田产折价，换成流动的海船、军械、人口。
藩王拿着这些物资出海建国，朝廷收回田产重新分配。
藩王在海外急需物资补给的时候，又会回头来找朝廷买。
朝廷通过出售物资，又从藩王手里把银子赚回来。
银子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朝廷的口袋里。
而藩王手里多了一个国家，朝廷手里多了收回的土地和赚取的利润。
双赢。
但更重要的是第三点——海上丝绸之路。
大明的海岸线从辽东一直延伸到交趾故地，绵延万里。
沿海的港口数不胜数，广州、泉州、福州、宁波、杭州、太仓、登州——每一个港口都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从这些港口出发，商船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驶向南洋、印度、波斯、阿拉伯，甚至远达欧罗巴。
那些来自东方的精美货物，在欧洲价比黄金，一匹丝绸能换一船的银子，一只青花瓷瓶能换一座庄园。
但是，大明朝廷从这些贸易中拿到的好处微乎其微。
海上的贸易，被东南沿海的士绅家族把持着。
他们造船、雇人、出海、交易，赚得盆满钵满。
而朝廷除了收到一点点象征性的关税之外，什么都得不到。
那些士绅家族甚至不交税，他们用各种手段瞒报、漏报、少报，把大部分利润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更可恶的是，他们还勾结倭寇。
朱厚照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倭寇，表面上是日本的海盗，实际上呢？
有多少是真的日本人？
有多少是沿海士绅假扮的？
有多少是为了掩盖走私而故意制造出来的障眼法？
朝廷不是不知道，是管不了。
海疆万里，朝廷的海军寥寥无几。
倭寇来去如风，抢了就跑，朝廷的水师追不上、打不过、抓不到。
而沿海士绅和倭寇之间的关系，朝廷更是查不清、断不了、治不了。
但是，如果藩王出海建国，一切都不一样了。
藩王的藩国将散布在海洋的各个航道上，马六甲、巽他、香料群岛、印度海岸——每一个关键的位置都可以设置藩国。
这些藩国是大明的藩属，是朝廷在海外的钉子。
他们需要朝廷的补给，需要朝廷的支持，所以他们必须听朝廷的话。
朝廷说，拦截倭寇。
藩国的舰队就会在海上设卡盘查，截获倭寇的船只，缴获倭寇的货物，把倭寇的人头送到京师来领赏。
朝廷说，保护商船。
藩国的水师就会在航线上一路护航，确保大明的商船安全往返。商船安全了，贸易就繁荣了。贸易繁荣了，朝廷的关税就多了。
朝廷说，打击走私。
藩国的舰队就会封锁那些走私的港口，扣押走私的船只，抓捕走私的商人。走私的被打击了，正经做生意的就多了。正经做生意的多了，朝廷能收到的税就更多了。
而那些东南沿海的士绅，他们拿什么和藩王争？
士绅有的是银子，有的是人脉，有的是几十年上百年积累下来的关系网。
但藩王有的是船，有的是枪，有的是炮，是朝廷授权、朝廷支持、朝廷补给的正规力量。
士绅的银子再多，能买得了藩王的船吗？
士绅的人脉再广，能广得过朝廷吗？
士绅的关系网再深，能深得过藩王的刀吗？
他倒要看看，东南沿海士绅能不能争得过一群有朝廷撑腰的海外藩王。
朱厚照的手指从舆图上收回来，负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夜色。
藩王手里的土地田亩，数量惊人。
太祖分封的时候，每个亲王都赐了上千顷的庄田。
太宗迁藩的时候，又赐了一批。
后来历朝历代，藩王们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把周围百姓的土地一点点吞了进去。
到了弘治年间，藩王占有的土地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些土地，本来是国家的，是朝廷的，是天下百姓的。
但藩王们把它们圈进了自家的围墙里，百姓种不了，朝廷收不到税，国库空了，百姓饿着肚子缴皇粮，藩王府里的粮仓却堆得冒尖。
如果朝廷能够收回藩王手里的土地田亩——哪怕只收回八成——那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些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无地的流民百姓，流民有了地，就有了饭吃。有了饭吃，就不会造反。不会造反，天下就太平了。
朱厚照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
藩王出海一家，朝廷就收一家地。
藩王出海十家，朝廷就收十家地。
所有藩王都出海，朝廷就把所有宗室占有的土地全部收回。
这些土地一放出去，天下的流民就能少一大半。
流民少了，叛乱就少了。
叛乱少了，朝廷就不用花那么多银子去镇压了。
省下来的银子拿去修水利、办教育、养军队，做什么不好？
而土地兼并得到舒缓，就能给他争取更多的改革时间。
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他要改的东西太多了——军队、财政、税收、官制、教育、司法——每一项都需要时间，都需要银子，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
如果流民暴动此起彼伏，如果他整天都在忙着镇压叛乱，他哪来的精力去改革？
可以说，藩王出海，一举数得。
但前提是，藩王要愿意出海。
朱厚照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殿内空荡荡的座位上面。
那些座位上刚才还坐着二十多位藩王，此刻已经空无一人了。
只有残留的酒气在空气中若有若无地飘荡，证明这里刚刚举行过一场宴席。
如果一众藩王不愿意出海的话，他也有其他手段可以逼迫一众藩王出海，不过现在他刚刚借助藩王宗亲之力，拿回天子大权，倒是暂时不宜逼迫过甚。
最好的办法，还是让藩王自己主动选择出海。
所以他给了宁王和安化王那么多好处——船队、军队、工匠、百姓、世袭罔替、永镇一方。这些好处，是天大的诱惑。
只要宁王和安化王开开心心地出海了，其他藩王就会看到——出海不是流放，不是贬谪，是发财，是封侯，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
出海的藩王过得比留在大明的藩王好一百倍，谁还愿意留在大明做那个被圈养的闲散王爷？
所以他的第一步，是让宁王和安化王做榜样。
等他们出海了，消息传出去，其他藩王就会坐不住了。
他太了解这帮藩王的心思了。
一个个嘴上说着安分守己，但实际上心里想的全是好处。
他们看到别人得了好处，自己没有，心里就跟猫抓一样难受。
当他们看到宁王和安化王拿到了船队、军队、工匠、百姓，拿到了一个好的藩国，拿到了世袭罔替的王位，拿到了开疆拓土的功业。
别的藩王能不急吗？能不想吗？能不动心吗？
会的。
一定会的。
朱厚照的嘴角翘得更高了，笑容里多了一丝笃定。
他在钓鱼，钓竿已经甩出去了，鱼饵是宁王和安化王这两个榜样。
鱼钩上挂着的，是出海建国这个天大的机遇。
接下来，他只需要等。
等鱼咬钩。
想到这里，朱厚照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寒光。
因为他的第二步，不是给藩王好处，是清理那些跳出来反对的人。
他太清楚了，让藩王出海建国这件事，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意。
文官集团虽然被他打压得暂时抬不起头来，但他们的根还在，他们在各地的势力还在，他们的关系网还完好无损。
他们不敢在朝堂上直接反对皇帝，因为大朝会上刘大夏、韩文的下场还历历在目。
但他们可以暗中使绊子，可以写匿名信，可以在地方上煽动舆论，可以找御史帮忙递折子，可以在藩王耳边吹风说“陛下是在赶你们走”。
他要看看，谁第一个跳出来。
谁跳出来，他就有理由动谁。
大朝会上他只是砍了文官集团的军事权和监察权，六部还在，都察院还在，地方官还在。
这些人的势力盘根错节，不是一朝一夕能清理干净的。
他需要一根引线，一个由头，一个让他们自己跳进坑里的机会。
让藩王出海建国，就是一个完美的诱饵。
反对藩王出海的人，无非是那些人——靠走私发家的东南沿海士绅，靠藩王俸禄过活的底层官吏，靠宗室关系网攀附权贵的投机分子，以及那些单纯看不惯皇帝任何新政的守旧派。
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心里都有数。
谁跳出来，他就记谁一笔账。
账记得多了，时机到了，一把清算。
朱厚照走到殿门口，负手而立，望着外面的夜色。
夜风吹过乾清宫的廊道，带着八月末特有的凉意，拂过朱厚照的脸庞。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来。
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将他年轻的、却透着超越年龄沉静的面容映得格外清晰。
“接下来，”他低声说，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就是等了。”
等藩王们坐不住，等士绅们跳出来，等改革一步步推进，等军权一天天巩固，等新政一项项落地。
他有耐心，他有数百年飘荡练出来的、刻在骨子里的耐心。
他可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