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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章七君子被捕(第1/2页)
十一月二十三号那天，上海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
依萍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听见巷子里报童的嗓子喊得比平时尖：“号外号外！七君子被捕！救国会被查抄！”
她推开窗，报童举着报纸从巷口跑过去，油墨味混着雨水，呛得人嗓子发紧。
她叫住报童，买了一份报纸。
头版几个大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
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个名字，一个一个列在那里，像七颗钉子。
傅文佩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粥碗，听见“被捕”两个字，手抖了一下，粥洒了几滴在桌上。
“妈，没事。”依萍把窗关上，坐下来喝粥。
傅文佩看了她一眼，想问什么，又没问。
她这个人，一辈子都是这样，想问的不敢问，想说的不敢说。
依萍喝完粥，换了衣服出门。
她把报纸折好塞进包里，叫了黄包车去音专。
车夫跑起来，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
依萍靠在车座上，脑子里是报纸上那七个名字。
她想起红牡丹之前说过的话：“政府怕日本人怕得要死，日本人骑到头上来了都不敢放个屁，倒是有胆子抓自己人。荒唐。”
音专门口围了一圈人。
不是上课的学生，是来看热闹的。
几个巡捕站在门口，脸色铁青，拦住不让进。
“学校停课了。”一个巡捕说，语气不耐烦，“回去回去，别在这儿聚着。”
依萍站在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
操场上空荡荡的，旗杆上的旗被雨打得贴在杆上，垂头丧气的。
旁边几个学生围在一起，压低声音说话。
“听说了吗？昨晚抓的，半夜三更，直接冲进去抓人。”
“邹韬奋的报社也被封了。”
“史良是女的也抓，有没有天理？”
“嘘——小声点，巡捕就在那儿站着呢。”
一个男学生咬着牙，声音压得很低：“七君子是为什么被抓的？不就是因为抗日吗？抗日犯法了？政府怕日本人怕得要死，倒是有胆子抓自己人，这叫什么事？”
旁边的人赶紧拉他袖子：“别说了，走了走了。”
几个人散了。依萍站在门口，看着那几个学生走远的背影，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她没回家，直接去了大上海。
大上海还没开门。
后门的巷子里堆着昨夜没运走的空酒瓶。
依萍从后门进去，走廊里黑乎乎的，只有尽头秦五爷办公室的门缝里透出光。
她走过去，门没关严，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七君子被抓，上海滩要乱了。”是经理的声音。
秦五爷没说话。
“五爷，咱们大上海这两天是不是收敛点？那些爱国歌曲，是不是先别唱了？万一日本人又来——”
“唱。”秦五爷的声音不大，但很干脆，“该唱什么唱什么。日本人来了又怎样？上次不是来过了？搜完了不也走了？”
依萍推门进去。秦五爷看见她，往椅背上一靠：“依萍，听见了？”
“听见了。”依萍站在桌前，“学校也停课了。”
秦五爷看了她一眼，没有问为什么停课。
他知道。
“晚上照常演出。”他说，“唱你的，别的不用管。”
依萍沉默了一会儿：“五爷，今晚能不能加一首歌？”
秦五爷抬起头看着她。
“《松花江上》。”依萍说。
秦五爷没说话，点着了一支烟，抽了一口。
这是最近从西安传过来的歌，他知道唱的是什么，也意味着唱了代表什么！
烟雾在两个人之间散开。
过了好一会儿，他把烟掐灭了，说了一个字：“唱。”
晚上的大上海，人比平时多。
不是来跳舞的，是来听歌的。
七君子被抓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上海滩，有人愤怒，有人害怕，有人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来了大上海。
好像坐在这里，听着歌，就能证明自己还在喘气。
依萍穿着一件素净的墨绿色旗袍，没有亮片，没有羽毛，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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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披着，脸上没有笑。
陈明昊坐在钢琴前，手指搭在琴键上，也没有笑。
他知道今晚要唱什么。
音乐响起来。
不是平时那种欢快的调子，是大提琴的低音，沉沉的，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依萍开口了。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她的声音不大，但整个大上海都安静了。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碰酒杯，连服务生都停下了脚步。
台下有人开始抹眼泪。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唱到“流浪”两个字的时候，依萍的声音抖了一下，但她没有停。
她想起东北，想起陆家从东北逃到上海的那些年，想起陆振华偶尔喝醉了会念叨的那些地名——哈尔滨、长春、沈阳。
她没去过，但她知道，那是他们的家。回不去的家。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依萍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掉眼泪。
她抬起头，看着台下，声音忽然拔高了，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狠劲儿：“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最后一个音落下去，钢琴声也停了。
大上海里安静了足足五秒钟。
然后掌声响起来。
不是那种客气的、敷衍的掌声，是那种忍不住的、从心里往外冒的掌声。
有人站起来鼓掌，有人用袖子擦眼泪，有人喊“安可”，声音都是哑的。
依萍站在台上，朝台下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往后台走。
她的步子很稳。
脊背挺得笔直。
从台上到后台入口，不过二十几步路，她一步都没有晃。
经过陈明昊身边的时候，她没有看他，他也没有叫她。
二楼角落里，王雪琴坐在那儿，手里端着一杯茶，没喝。
她从开场就来了，坐在最角落的位置。
从依萍开口唱第一个字起，她就在看——
看那些人的脸，一张张看去。
她看台下有没有日本人，有没有巡捕房的人，有没有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台上。
她站起来，走到栏杆边，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扫过每一个角落。
坐回去，又站起来，又去看。
来来回回，旁边的客人被她烦得直皱眉，她也顾不上。
这首歌，在这个时候唱，就是大逆不道。
日本人听见了不会放过她，巡捕房听见了也不会放过她。
她应该去拦的。
走过去，把依萍从台上拉下来，把话筒夺走，骂她一顿，关她几天，让她知道什么能唱什么不能唱。
可是她没有动。
因为她想起上辈子的事。
上辈子，依萍也唱这些歌。
在大上海唱，在街头唱，在孤儿院里唱给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听。
后来战争结束了，依萍没有去当什么大明星。
她收了一堆孤儿，大大小小几十个，挤在陆家的房子里。
她到处唱歌挣钱，不是给自己挣，是给那些孩子挣。
吃的，穿的，看病的药钱，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她唱了一辈子，挣了一辈子，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
上辈子离开上海前，王雪琴想起依萍，心里想的是——那个死丫头，怎么那么傻，她明明那么恨自己，最后还是劝陆振华放过她。
现在她又坐在这里，听着依萍唱同样的歌。
一样的嗓子，一样的倔，一样的不要命。
她阻止得了吗？
她成了鬼没阻止得了，这辈子也阻止不了。
依萍唱完了，掌声响起来，一浪接一浪。
王雪琴站在二楼，低头看着台上的依萍，灯光打在她身上，她站在那儿，像一棵风吹不倒的树。
王雪琴看了好一会儿，转身走了。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轻轻的，怕被人听见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