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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54章武昌城头的阴云(第1/2页)
拿下汀泗桥之后的第三天，沈砚之站在咸宁县城的一栋两层砖楼里，面前摊着一张京汉铁路沿线地图。
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已经从汀泗桥延伸到了贺胜桥——那是吴佩孚在鄂南布置的最后一道屏障。箭头再往南三十公里，就是武昌。
“程旅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沈砚之没有抬头，手指点在贺胜桥的位置上。
钱慕白从门外走进来，军靴上还沾着泥水。他刚从前沿阵地回来，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
“程旅长昨晚带了两个连摸过去了。今早发回消息——北洋军在贺胜桥的部署比预想的厚。不是三个旅，是五个。“
沈砚之的手指停住了。
“五个旅？“
“陈嘉谟把第八师也调上来了。加上原来的三个旅，还有吴佩孚从河南紧急抽调的一个混成旅，总共五旅之众，大约一万八千人。贺胜桥的铁路桥两侧修了永久性碉堡，混凝土墙，厚度——“
“说结果。“
钱慕白咽了口唾沫。
“正面强攻，代价会很大。程旅长建议从两翼迂回，绕到贺胜桥以南，切断他们的退路和补给线。“
沈砚之把地图卷起来，走到窗边。
咸宁的八月，湿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窗外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正午的阳光把青石板路面烤得发白，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听起来有气无力。这座小县城三天前才被北伐军占领，城里的百姓还不敢出门——他们见过太多军队了，北洋军、湘军、鄂军，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一次“光复“都伴随着抢劫和骚乱。
“传令程振邦，“沈砚之说，“按他的方案执行。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后天天亮前完成迂回。我不能让吴佩孚有时间把贺胜桥的部队撤到武昌。“
“明白。“
钱慕白转身要走，沈砚之又叫住了他。
“等等。你刚才说吴佩孚从河南调了一个混成旅？“
“是的。番号是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叫刘玉春。“
沈砚之的眉头皱了起来。
刘玉春。这个名字他听过。去年在河南信阳，这个人和他的部队以凶悍著称，打起仗来不要命，被吴佩孚称为“中原铁壁“。更重要的是——刘玉春是吴佩孚的心腹嫡系，不是那种拿了军饷就跑的雇佣军。
“刘玉春的部队，装备如何？“
“比一般北洋军好。德械装备，每个步兵连配了三门迫击炮，还有一批捷克造轻机枪。“钱慕白顿了顿，“而且——据说他手下有一支‘敢死队‘，专门用来堵缺口的。上次在信阳，他的对手突破了防线，就是这支敢死队顶上去把缺口堵住的。“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
“告诉程振邦，重点防备这支敢死队。如果刘玉春真的把这支队伍用在贺胜桥，让他不要硬拼——用炮火覆盖。“
“是。“
钱慕白敬了个礼，转身快步走出去。
沈砚之重新走到桌前，把地图展开。他的目光从贺胜桥移到武昌，在那里停留了很久。
武昌。
那座城池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目标。十二年前，他还是一个在山海关蛰伏的青年，对着父亲的灵位发誓要“恢复中华“的时候，武昌是他心中的圣地——辛亥首义之地，共和的起点。而现在，他要亲手攻下这座城。
但他知道，攻下武昌不会像攻下汀泗桥那样干脆。
武昌城三面环水——北面是长江，东面是沙湖，南面是巡司河。只有西面连接陆地，但那一侧城墙最高最厚，护城河也最深。整座城池像一个被水包围的堡垒，易守难攻。历史上太平军打武昌打了三次才打下来，每次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吴佩孚比太平天国时期的清军更不好对付。他手里有重炮，有机关枪，有充足的弹药储备。更重要的是——武昌城里囤积的粮食足够守军支撑三个月。
三个月。
沈砚之在心里盘算着。北伐军不可能在武昌城外等三个月。南方的战局瞬息万变，江西的孙传芳随时可能北上增援，湖南的后方也需要巩固。如果不能速战速决，整个北伐的战略部署都会被拖垮。
他需要一个突破口。
不是一个军事上的突破口——那种东西在战场上总能找到。他需要的，是一个政治上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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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沈砚之把各旅长和参谋长召集到咸宁的临时指挥部开会。
会议室设在一间民宅的堂屋里，四面墙壁斑驳脱落，天花板上的电灯忽明忽暗。军官们挤在几张拼起来的八仙桌旁边，汗珠子从每个人的额头往下滚，但没有人擦——在这种闷热的天气里，擦了也没用，三秒钟就又是一层。
沈砚之站在地图前面，用一根竹竿指着贺胜桥的位置。
“诸位，情况是这样的。“他的声音不高，但在闷热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北洋军在贺胜桥部署了五个旅，约一万八千人。其中刘玉春的暂编第二混成旅是主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我们的正面佯攻部队只有三千人，不足以形成有效牵制。“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策略。“
程振邦坐在角落里，右臂的绷带已经换了新的，但血渍还是隐约可见。他举起左手。
“砚之，你说。“
“我打算放弃贺胜桥的正面进攻。“
会议室里一片哗然。
“放弃？“第三旅旅长赵鸿逵腾地站起来，“总指挥，我们好不容易打到贺胜桥了，现在放弃？那汀泗桥的兄弟不是白牺牲了？“
“我没有说撤退。“沈砚之平静地说，“我是说——不把主力浪费在贺胜桥。“
他走到地图旁边，竹竿指向贺胜桥以东的一条虚线。
“这里，梁子湖。湖面宽阔，北洋军在这一段的防守相对薄弱，因为他们认为湖水太深，大型部队无法渡湖。但程旅长昨天派人侦察发现——梁子湖的西北角有一段浅滩，枯水期可以通行骡马。“
“你是说——绕过去？“钱慕白问。
“不是绕过去。是直接渡湖。“
沈砚之把竹竿放下，双手撑在桌面上。
“用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从梁子湖西北角渡过去，在北洋军防线的后方登陆。然后——“
他拿起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弧线，从梁子湖直通贺胜桥以南的铁路线。
“切断他们的退路。让贺胜桥的一万八千人变成瓮中之鳖。正面部队趁势压上，前后夹击。“
会议室里安静了。
这个方案的冒险程度显而易见——梁子湖的水况未经充分侦察，渡湖过程中如果遭遇敌军炮火，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一个加强团深入敌后，一旦被包围就是全军覆没。
但所有人都在看程振邦。
因为沈砚之说的“加强团“，指的就是程振邦的部队。
程振邦靠在椅背上，摸了摸络腮胡子，嘴角慢慢咧开一个笑。
“什么时候出发？“
沈砚之看着他，眼神复杂。
“后天凌晨。你有两天的准备时间。“
“够用了。“程振邦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右臂，绷带下面的伤口隐隐作痛，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给我八百发子弹，再调两门迫击炮。其他的我自己解决。“
“迫击炮带不上船。“钱慕白提醒他，“渡湖只能用轻便武器。“
“那就不要迫击炮了。“程振邦无所谓地摆摆手，“给我额外的手榴弹。越多越好。“
沈砚之点了点头。
“五百枚手榴弹，明天中午前送到你的驻地。“
会议在一种压抑的兴奋中结束了。军官们陆续走出堂屋，三三两两地讨论着渡湖的细节。程振邦走在最后，经过沈砚之身边时，他停了一下。
“砚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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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次我没回来——“
“你会回来的。“
程振邦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进了暮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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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
沈砚之独自坐在临时指挥部的油灯下，面前摊着一封电报。电报是总部发来的，落款时间是昨天上午——也就是说，在路上走了将近两天才送到他手里。
电报的内容很短：
“武昌城内已有同志与我方取得联系，可相机策应。详情容后禀报。——蒋“
沈砚之把电报读了三遍。
“已有同志“——这几个字的分量，他比谁都清楚。在武昌城里搞策反，不是说说而已的事情。吴佩孚的军法处每天都在抓人，稍有嫌疑就被拖到阅马场枪毙。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和北伐军取得联系，说明城里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件事。
他需要知道更多。
“来人！“
通讯兵从门外探头进来。
“总指挥？“
“给总部回电。问清楚——‘已有同志‘是谁，在城内什么位置，能提供什么帮助。另外——让他们核实一下武昌城内的粮食储备情况。吴佩孚到底囤了多少粮，必须拿到准确数字。“
“是！“
通讯兵转身跑了出去。
沈砚之重新坐下来，揉了揉太阳穴。这两天他平均每天只睡三个小时，脑子里塞满了兵力部署、后勤补给、弹药分配、情报分析……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关系到几千人的性命。
他想起程振邦今天晚上的那个笑容。
那个笑容他见过太多次了——在山海关的城墙上，在南京的街垒里，在四川的山路上，在汀泗桥的桥头堡上。每一次程振邦笑成那样，都意味着他要去做一件九死一生的事。
而每一次，他都活着回来了。
但沈砚之知道，运气不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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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程振邦的部队开始做渡湖准备。
梁子湖西北角的浅滩确实如侦察兵所说——水不深，最深处也不过齐腰，但湖底的淤泥是个大问题。骡马走上去会陷进去，辎重车辆更是寸步难行。程振邦的解决方案很简单粗暴：把所有弹药和给养分装在木筏上，由水性好的士兵在前面拉，后面推。
“能游过去的自己游，不能游的抱着木头。“他在集合场上对全团官兵讲话，“不管用什么方法，明天天亮前，所有人必须到达对岸。做不到的，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没有人退出。
三千双眼睛盯着他，每一双眼睛里都燃烧着同一种东西——不是恐惧，不是犹豫，而是一种近乎固执的坚定。这些人大都是从北方一路跟过来的老兵，经历过山海关的冰天雪地、南京的血雨腥风、四川的崇山峻岭。他们见过太多的死亡，也见过太多的胜利。他们知道程振邦不会带他们去送死——但如果真的死了，他们也认了。
因为这个人值得。
“出发！“
三千人分成三批，第一批乘木筏渡湖，第二批游泳跟随，第三批负责押运最后的物资。程振邦走在第二批的最前面，身上只带了一把驳壳枪、三枚手榴弹和一袋干粮。他没有骑马，没有乘筏，而是直接跳进了湖水里。
八月的湖水并不冷，但湖底的淤泥有一股腐烂水草的腥臭味。程振邦踩着淤泥往前走，每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腿拔出来。湖水从腰部漫到胸口，再漫到肩膀，他不得不侧过身子，让湖水只淹到腋下。
“旅长，您上来吧！“一个士兵划着木筏经过他身边，伸手要拉他。
“不用。“程振邦摆摆手，“我自己走。“
他走了两个小时。
从清晨走到正午，太阳升到头顶，湖面上的水汽蒸腾起来，像一层薄雾笼罩着整个湖面。三千人的队伍散布在广阔的湖面上，像一群迁徙的蚂蚁，缓慢而坚定地朝着对岸移动。
程振邦上岸的时候，右腿的旧伤又犯了。
去年在攸县挨的那一枪留下的疤痕在潮湿的环境下隐隐作痛，像有人用钝刀在骨头上反复刮擦。他咬着牙爬上湖岸，瘫坐在草丛里，汗水混着湖水从脸上淌下来，分不清哪些是湖水的咸涩，哪些是身体的疲惫。
“旅长，喝点水？“
一个年轻士兵递过来水壶。程振邦接过来灌了一大口，然后吐了出来——是盐水。
“你给我喝这个？“
“省着点喝淡水嘛。“士兵嘿嘿一笑，“这附近有井，待会儿找个村子就能补水。“
程振邦把水壶扔还给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
“清点人数。看看有没有掉队的。“
半小时后，报告上来了：全团三千零四十七人，渡湖过程中三人溺水失踪，其余全部安全登岸。携带的弹药损失了大约一成——有几个木筏翻了，浸水的子弹暂时不能用。
“够了。“程振邦说。
他站在湖岸上，朝北面望去。透过树林的缝隙，他能看到贺胜桥方向升起的炊烟——那是北洋军的营地。距离大约八公里，步行三个小时就能到。
但他不打算现在就出发。
“原地休整。天黑之后再动。“
士兵们分散在湖岸边的树林里，有的喝水，有的啃干粮，有的倒头就睡。程振邦找了一棵大树靠上去，闭上眼睛。
他睡不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沈砚之昨晚的那个眼神。
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他很少见到的东西——不是担忧，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近乎悲壮的情感。好像沈砚之已经预见到了什么，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它压在心底，用平静的外表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
程振邦了解沈砚之。这个人从来不把情绪写在脸上，但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藏着他的心。他决定让程振邦的部队渡湖，不是因为程振邦是最合适的人选——而是因为，在所有可以牺牲的部队里，他最舍不得牺牲其他任何一支。
这是程振邦能想到的最残忍的解释。
也是最合理的解释。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开始西斜，湖面上泛起金色的波光。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几声鸟叫，清脆而悠长，像是在呼唤什么。
程振邦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确认子弹上膛。
今晚，他们就要出发了。
穿过八公里的敌占区，在北洋军的防线后方撕开一个口子，切断贺胜桥的通路，然后——
然后等着沈砚之的正面部队压上来。
简单。直接。九死一生。
他笑了笑，闭上眼睛，抓紧时间睡了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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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武昌城内。
一栋位于蛇山脚下的普通民居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烛光下写信。
他叫陆敬亭，四十二岁，表面上是一家绸缎庄的掌柜，实际上是中共湖北地委的军事委员。一个月前，他通过关系买通了武昌守军的一名副官，获得了城防部署图的副本。
此刻，他把那张图纸摊在桌上，用蝇头小楷在背面写下了一行字：
“中和门城墙较低，护城河可涉渡。八月廿八日夜，我可在门内接应。“
他把纸条折成最小的尺寸，塞进一支空心的竹筷里。
门外传来三声猫叫。
陆敬亭吹灭蜡烛，把竹筷揣进怀里，推开后门走了出去。
夜色中的武昌城静悄悄的。街角的岗哨里，两个北洋军士兵抱着枪打瞌睡。远处蛇山的轮廓在月光下若隐若现，像一头匍匐的巨兽，守护着这座千年古城。
陆敬亭混在晚归的人群中，不疾不徐地朝城南走去。
他要在明天天亮前，把这根竹筷送到北伐军的手里。
这是武昌城破的第一缕曙光。
虽然微弱，但足够照亮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