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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风带着些微秋意，吹进外事办的窗户时，顾从卿正在核对英国经贸代表团的最终行程。桌上的电话响了，是机构调整办的通知，下周一开始正式启动职能划转，他负责的香港事务板块将整体并入新成立的部门。
“知道了，”他对着听筒说，“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交接清单，所有未完成的项目都标了进度和联系人，保证无缝衔接。”挂了电话，他把行程表递给老张：“英国代表团想加一项参观香港驻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你去协调下，让他们准备些回归后香港民生改善的实物展，比如公屋建设的模型、跨境学童的书包，这些比数字更有说服力。”
老张接过行程表，叹了口气：“跟着您办香港的事这几年，心里踏实。以后到了新部门，怕是没这么顺手了。”
“顺手不顺手，不在部门在人。”顾从卿从抽屉里拿出个笔记本，上面记着这几年处理香港事务的心得，“你看这页，是去年处理香港渔船在内地港口停靠的事，当时总结的‘先解决渔民补给，再谈管理规范’的思路，到了新部门照样能用。工作方法是活的，关键是得把群众放在心上。”
正说着，小李拿着份紧急文件跑进来：“顾主任，香港那边传来消息，有艘英国货轮在香港海域遇到技术故障，需要紧急停靠维修，船务公司想请咱们协调相关部门。”
“立刻联系海事局和香港海事处，”顾从卿站起身，语气果断，“让他们开通绿色通道，先保障船员安全和货物完好。告诉船务公司，不管是哪国的船，在香港海域遇到困难，中国政府都会提供帮助——这是主权国家的责任。”
处理完这事，已近中午。顾从卿去各办公室转了转，看到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整理文件，没人抱怨，没人慌乱。欧洲处的小王正给香港的合作伙伴打电话，耐心解释接下来的对接方式：“您放心，虽然部门调整了，但负责跟您对接的还是我，电话也不变……”
顾从卿站在门口听了会儿，走过去拍了拍小王的肩：“说得好，服务不能断。”他转头对大家说，“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就咱们处的人，也算给香港事务板块办个‘交接仪式’，聊聊这几年的事，也说说以后的打算。”
晚饭定在单位附近的小饭馆，包间里摆了两桌，气氛比想象中热闹。有人说起第一次去香港参加活动，分不清港币和人民币的笑话；有人提到处理香港游客在内地的纠纷，最后双方握手言和的温暖；老张喝了口酒，忽然说：“记得回归前那阵子，天天加班核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细节，就怕出半点错。现在看着香港稳稳当当的，觉得值了。”
顾从卿举起酒杯，跟大家碰了碰：“我敬大家一杯。这几年辛苦的不是我们，是香港的老百姓——他们用包容和理解，让‘一国两制’落地生根。到了新岗位，咱们还得记着，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想着让香港更好，让国家更好。”
散席时，小李塞给顾从卿一个本子：“顾主任，这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整理的香港事务常见问题手册，里面有您平时说的处理原则和案例，您带着，说不定用得上。”
回到家，顾从卿翻开手册，里面的字迹工工整整，最后一页画着幅简笔画：一面五星红旗和一面紫荆花区旗并排飘着，下面写着“一家人”。他忽然想起玛丽莲画的《香江远眺图》，此刻正挂在客厅墙上，画里的海水蓝得透亮，岸边的紫荆花开得热烈。
第二天上班，顾从卿把交接清单最后核对了一遍，在“英国货轮维修协调完毕”“代表团行程最终确认”“青少年夏令营名单提交”几项后面打了勾。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清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像一串坚实的脚印。
他知道，从下周开始，办公室的门牌会变，同事会变，但他心里清楚，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就像香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他们这些外事工作者，守护家国的初心，永远滚烫。
九月初的阳光带着爽利的秋意，顾从卿已经在新部门的办公室坐了整一周。桌上的文件按新的职能分工重新归类，最显眼的位置仍摆着那份香港事务交接清单，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他补记了行字：“英国经贸代表团访港顺利结束，达成三项合作意向”。
新同事敲门进来时，手里捧着一摞香港寄来的材料：“顾主任，这是香港中联办刚发来的《三季度民生简报》，您之前特意嘱咐要的。”
顾从卿接过简报，翻到“跨境医疗”那栏，看到“香港与深圳实现23家医院检验结果互认”的消息，忍不住在旁边画了个小勾。“你通知协调处，”他抬头说，“把这条消息整理成案例，放进‘一国两制’实践成果汇编里——老百姓最认实实在在的便利。”
正说着，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是老张打来的，声音里带着笑意：“顾主任，刚接到香港贸发局的电话，上个月的电子产品展签了十七个大单，内地企业都说签证便利太给力了！”
“好啊，”顾从卿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着桌面，“让他们趁热打铁，下个月的食品展继续跟进。对了，你那边的青少年夏令营名单定了吗？要是有香港孩子想参观航天城，我来协调。”
挂了电话，他起身去资料室找文件，路过走廊时，听见几个年轻同事在讨论香港的最新政策。“……我还是觉得‘自由行’政策最厉害，去年去香港玩，街头到处是内地游客，商铺老板都讲普通话了。”
“不止呢，”另一个声音接话，“我叔在香港开物流公司，说现在跟珠三角的通关效率比以前高了一半，货当天就能到。”
顾从卿笑着走过去：“你们说的都是‘一国两制’的生命力。等忙完这阵子，咱们组织一次香港实地调研，让你们亲眼看看基层的变化——比如深水埗的旧区改造，比如跨境学童的校车专线，这些可比文件上的数字鲜活。”
下午开部门协调会，议题是优化内地与香港的科研合作流程。顾从卿翻着手里的材料，忽然说：“我建议在深圳设个‘产学研对接中心’，让香港的高校和内地的企业直接面对面——实验室的成果不能闷在抽屉里，得变成生产线的产品，这才是真合作。”
有人提出担忧：“两地的法律体系不一样，知识产权保护会不会有问题？”
“这正是要解决的问题。”顾从卿在白板上画了个流程图，“左边对接香港的《知识产权条例》，右边衔接内地的《专利法》，中间设个调解机制，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下周我带队去香港，正好跟那边的律政司聊聊。”
散会后，夕阳把办公室的玻璃窗染成了暖金色。顾从卿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景，想起刚到新部门时，老领导说的话：“机构调整是为了让权责更清晰，但服务国家、惠及民生的根不能变。”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钢笔，笔帽上的漆虽然磨掉了，握在手里却依旧踏实。
下班回家时，胡同里的槐树叶开始泛黄。玛丽莲正蹲在院子里，给她那盆从英国带回来的多肉浇水，石桌上摊着幅刚画的《紫荆花图》，花瓣用了明艳的紫红，花茎却透着墨色的苍劲。
“顾叔叔你看，”她举着画笑，“顾奶奶说花要扎根才好看，我特意把花茎画得粗粗的。”
顾从卿蹲下来，看着画里深深扎进泥土的根茎，忽然想起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海水再蓝，终究连着祖国的港湾；紫荆花再艳，根须永远扎在华夏的土壤里。他指着画说：“画得好，这才是有生命力的样子。”
晚饭时，顾母端上刚炖好的排骨汤，念叨着：“今天去老年大学，李老师说他儿子在香港做工程师，中秋节要带香港媳妇回来探亲，让我教教她包饺子。”
“那得好好教，”顾从卿舀了勺汤，“让她尝尝咱老北京的味道，也说说香港的月饼怎么个做法，这叫‘双向奔赴’。”
十月的北京，风里已经带了些凉意。顾从卿刚从香港调研回来，行李箱还没来得及打开，就被一份加急文件叫到了办公室——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发来的函，想联合内地银行推出“跨境按揭贷款”，方便香港居民在内地置业。
“这是好事，得抓紧落实。”他把文件推给负责金融事务的老陈，“97年亚洲金融风波刚过，香港市民对资产保值挺关心，这政策能让他们更踏实。你联系下央行和银监会，下周开个协调会，把利率挂钩、还款流程这些细节敲定。”
老陈接过文件，皱了皱眉：“跨境贷款涉及两种货币，汇率波动怎么办？万一出现坏账……”
“风险要防控，但不能因噎废食。”顾从卿从抽屉里翻出份数据报表，“你看，今年前九个月，香港居民在内地购房的咨询量涨了三成，大多是想给孩子在内地读书置个业。咱们可以先搞试点，比如在深圳、广州先推，额度控制在合理范围，边试边完善。”
正说着，打字室的小王抱着一摞油印的材料进来，油墨味混着纸张的气息扑面而来——1998年的办公条件还没那么先进，重要文件得多印几份存档。“顾主任，这是香港回归一周年的外事工作总结，您看格式对不对？”
顾从卿翻了两页，指着其中一处说：“这里‘外事活动次数’统计漏了香港贸发局在京举办的三场推介会，得补上。数据要准，这是给后续工作打基础的。”他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上次让你找的90年代香港经济数据汇编，找到了吗？”
“找到了，在资料室最里面的架子上，纸都泛黄了。”小王笑着说，“我还发现了您95年去香港考察时的照片，穿的还是那件深蓝色夹克。”
顾从卿也笑了：“那时候去香港，得提前换外汇券，住酒店要填好几张表。现在多方便，拿着身份证就能通关，这就是进步。”
下午去参加“内地与香港教育合作座谈会”，会议室里摆着老式的长条桌，墙上挂着“携手共进”的锦旗。香港教育署的代表刚说完，顾从卿就接过话头：“我建议扩大‘教师交流计划’，今年派50名香港老师来内地学普通话和传统文化，明年我们派同等数量的老师去香港，讲讲改革开放的故事。”他顿了顿，看向在场的几位校长，“孩子们的课本里，也该多些两地共通的内容，比如都讲讲长城，都说说香江，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咱们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