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最后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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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章：最后一趟(第1/2页)
    正月十六，二月十九号，双线。
    先到合肥。宋头说话算话，腊月里许的七二，正月里真给留了。上海下来的两个大户，果然正月一过就没了影——春运一散，各回各的行当，跟陶爱民算的分毫不差。
    “你小子，“宋头蹲在马路牙子上，把两天的号拢在一起，“跟会算命似的。“
    “不是算命。“陶爱民蹲下来，跟他一块点货，“是他们那个行当，闲钱闲人才干得成。年一过，钱不闲了，人也回去了。宋师傅，我跟您交个底——这是我倒数第二趟。往后，这条道我不走了。“
    宋头点货的手停了停：“不干了？“
    “干不动了。“陶爱民笑了笑，没把真话说全，“利薄了，我要回去念书。“
    两天，合肥并进面值一万六千块。转南昌，涂老板那儿再并一万三。合计面值两万九，七二折，付出两万零八百八十块。这一趟他破例留了五千块的家底没压上去——双线并货，变数多，把子弹打光的仗，他不打。
    南昌这一头，涂老板的告别比宋头体面。最后一笔货点完，涂老板把他让进里屋，从樟木箱底摸出一盒茶叶，井冈山的云雾，用毛边纸包着，麻绳十字捆。
    “给你的。“涂老板把茶往他包里塞，“不是谢你买货——是谢你那本账。我盘了三十年邮票，头一回见着账能记到你这个份上的。往后你不跑了，这条道上少了个正经人。“
    “涂老板，正经人还是会有的。“陶爱民说，“利差合上前，这条路还能让人走一阵。您比他们看得远，该收的时候，也收。“
    涂老板捻着他为数不多的头发笑：“你这学生，临走还给我上课。“
    回上海分两天出手，两万八千一百七十三块五毛。刨去车饭杂费一百三，净落七千一百六十三块五。账上，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五块一毛。
    正月二十五，三月一号，收官的一趟，临江。
    这一趟的行情，把“收手“两个字，钉死了。
    临江地面上，如今收券的比卖券的多。票贩子们学了他一冬天，学了个七七八八：明价、现钱、不还价。可他们学不来上海的门道，也没有跑长途的胆子——于是临江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他没想到的局面：票贩子们收了货，反过来找他。
    储蓄所门口，他刚站定一刻钟，就有人凑过来，手里捏着一沓券，压着嗓子问：“收不收？八二。“
    一天半，面值三万三千块，八二折，付出两万七千零六十块。货太齐整了——都是票贩子替他从散客手里敛来的，他连价都不用讲，只验货、点数、付钱，像个坐堂的。
    第二天下午，来了个熟人。汉丰东风路的老周，票贩子，去年九月被他点破过压价行规的那位。老周拎着一个人造革提包，从包里取出两千块面值的券，往桌上一放。
    “学生伢，“老周叼着烟，打量着这个被他坐大的同行，“如今是你喽。八二，我亲手送上门。“
    “八二。“陶爱民验完货，点了钱，顿了顿，多推过去四十块，“老周，这两千面值，按八四算。头一回在汉丰，您给我指过路——东风路找我，这话我记着。“
    老周捏着那四十块钱，愣了半天，忽然笑了，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后生。往后要是回汉丰地面，言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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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号，上海，出手三万两千零五十九块五毛。刨去车饭钱四十五，收官一趟，净落四千九百五十四块五。
    账上，三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块六毛。
    十一个月，十一趟，从四千二百块，到三万八千二百八十九块六。他在上海站候车室的长椅上，把这个数写在账本最后一页的右上角，看了很久，在底下画了两道横线。
    回程之前，他在候车室的邮局柜台，买了信纸，趴在条凳上写了三个钟头。收信人：合肥宋头，南昌涂老板，一封一封。信里写了三样东西：上海各家门市的牌价规律，哪年券走货快、哪年券压秤；验券的口诀，对着光看什么、指腹摸什么；最后一页，写的是什么时候该收手——收价抬到八折往上，就别跑了，缝要合上了。
    写完他想了想，又给老马也写了一份，寄到老马留的芜湖地址。四封信，邮费八分一封，三毛两分钱。他在账本上记了这一笔：三毛两，散伙钱。这一行写完，他把“国库券“三个字的台账翻过去，翻到新的一页，页首空着——留给下一个名目。
    一个星期后，学校收发室，他收到一封回电，芜湖老马打来的，四个字：
    后生可畏。
    三月三号，开学。到家的前一晚他已绕回清源，把钱分了三份：还舅舅的四千一百零四块，用红纸包好，压进饼干盒最底下，红纸上写着“八月十一“；给家里留的五千块，另包一包，交到母亲手上——这一回，母亲没推。母亲点完钱，却从里头抽出一张五块的，又摸出一毛，凑成四块五，塞给他：“你爸念账本，胳膊伸得越来越长。开春赶集，配副老花镜。“他没推辞，接了，回头在账本外页添了一行小字：爸，眼镜一副，四块五，儿子出。剩下的两万九千一百八十五块六毛，全部带回临江，存进储蓄所，存了整整一年。
    三月四号，开学第二天，他没去教室。
    他去了图书馆三楼，报刊室。管理员是位戴套袖的老先生，见他要一九九〇年全年的《金融时报》《经济日报》合订本，又添了一摞《上海证券报》创刊号以来的每一期，给他搬了三摞，指了指靠窗的桌子。
    “同学，看报纸的，你是头一个。“老先生给他倒了杯水。
    “不看报纸。“陶爱民说，“抄报纸。“
    “抄什么？“
    “抄政策。“
    老先生看了他一眼，没再问，回柜台去了。临走丢下一句：“抄坏了要赔的，铅笔来，别用钢笔。“
    上午的太阳斜进来，落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版面上。十二月十九号那张的头版，他停留得最久——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照片上一面锣。他记得前世报纸上登过这面锣，也记得后来多少人念叨这一声锣响。可他现在要看的不在照片上，在字缝里：锣响之前，纸面上写了什么；锣响之后，又添了什么。他从铅笔盒里抽出铅笔，在自带的白纸上，一行一行地抄。
    国库券的事，到今天为止。他对自己的账本说。
    从今天起，找政策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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