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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章财长(第1/2页)
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500号。
财政部大楼。
2008年7月27日，星期日。晚上11点。
汉克·保尔森坐在他那间朝南的办公室里。
这间办公室很大，大到有些空旷。墙上挂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画像——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这栋大楼的缔造者。画像旁边是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财政部的部门旗帜。
办公桌极其整洁。没有多余的文件，没有装饰性的摆件，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保密电话、一个装着几支普通圆珠笔的笔筒，以及一杯已经凉透了的白开水。
保尔森不喝咖啡，不喝茶，不喝酒。只喝白开水。
他的左手腕上，那块卡西欧电子表的蓝色背光在暗淡的灯光下闪了一下。他按了一下按钮，看了看时间。
23:07。
他应该回家了。
他的妻子温迪大概已经睡了。明天早上六点他还要参加一个和美联储的联席电话会议，讨论两房的最新流动性状况。
但他没有站起来。
他把视线转向桌上那份两房持仓汇总表。
他已经把这份文件翻了三遍了。每一遍翻完，胃的灼烧感就重一分。
数字不复杂。复杂的是数字背后那张看不见的网。
房利美和房地美，合计担保和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超过五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够让人失眠了——它接近美国GDP的三分之一。但真正让保尔森的胃开始痉挛的，不是这个总数。
是那份附在汇总表最后三页的海外持有人清单。
中国。持有两房相关债券约五千亿美元。
日本。约七千亿。
俄罗斯。约一千亿。
还有中东的几个主权基金，欧洲的央行，亚洲的保险公司。
加起来，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两房债券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
这些债券在那些外国央行和主权基金的资产负债表上，被归类为“准美国国债“——安全性仅次于美国国债本身。
这些机构买它们不是为了赚利息差，是为了储存外汇储备。是因为它们相信美国政府不会让两房违约。
上周，中国和日本的驻美大使分别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国务院表达了“关切“。
“关切“是外交辞令里最轻的一个词。但保尔森在高盛做了三十二年国际业务，他太清楚当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外交渠道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金融机构表达“关切“时，那个词的真实重量。
它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开始卖。
如果中国开始卖两房债券——哪怕只是减持百分之五，那就是两百五十亿美元的抛压。
在当前这个流动性已经极度紧张的市场里，两百五十亿的集中抛售足以引发连锁反应。其他持有人会跟着跑。利差会飙升。两房的融资成本会螺旋式上升。然后两房真的就不行了。
然后整个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底座就塌了。
保尔森喝了一口水。常温的白水在他发酸的胃里待了大约两秒，没有让情况好转，也没有让情况恶化。
他把水杯放回桌上，拿起铅笔，在拍纸簿上继续写。
七月十三日。他在CBS的《面对国民》节目上正式提出了火箭筒方案。向国会请求无限制的信贷额度和接管权限来支持两房。
“如果你口袋里有一把火箭筒，你可能根本不需要拿出来用。“
他在节目上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稳定，眼神坚定。
他在高盛的交易大厅里练了三十年的镇定。在摄像机面前维持这种镇定不比在交易台前更难。
七月十五日。SEC发布裸卖空禁令。同一天他向国会正式提交了立法请求。金融股当天暴涨。雷曼涨了百分之十六。
那天晚上他回到这张书桌前，第一次觉得——也许，也许这件事可以被控制住。
火箭筒的逻辑是清晰的。威慑。展示力量，让市场相信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兜底，恐慌就会自行消退。不需要真的用那把火箭筒。
七月二十三日。众议院通过了《住房和经济恢复法案》。法案授权财政部对两房进行注资和接管。
这是火箭筒从概念变成实体的一步。
参议院那边他也不太担心——两党在两房问题上罕见地形成了共识，因为谁都不想被指责“在房地产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袖手旁观“。
法案大概率会在参议院通过。也许下周，也许八月初。
到那个时候，火箭筒就正式装填完毕了。
但——
保尔森的铅笔在拍纸簿上停了一下。
他在那个“但“字后面留了一段空白。
因为“但“后面的东西，是他过去两周一直在试图不去想的。
火箭筒装填完毕了。然后呢？
他给国会的承诺是：这是威慑。我不会真的用它。
只要市场知道政府有这个能力，恐慌就会消退，两房就能稳住。
他在众议院投票前的闭门会议上对那些议员们说：“把这个权力给我，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轻易使用它。给我火箭筒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不需要开枪。“
那些议员们信了。至少大部分信了。所以他们投了赞成票。
问题是，保尔森自己还信吗？
他看着桌上那份两房持仓汇总表。看着那些CDS利差的数字。
七月十五日，裸卖空禁令和火箭筒方案同时出台的那天，两房的CDS利差确实短暂收窄了。
然后它又开始走阔了。
不是暴涨。是那种每天涨几个基点的、缓慢的、像慢性出血一样的走阔。
到今天，房利美的五年期CDS利差已经回到了禁令前的水平附近，甚至更高一点。
金融股也是。禁令当天的暴涨只持续了不到一周。然后涨幅开始回吐。雷曼从最高点又跌了百分之二十多。美林也在跌。花旗也在跌。
市场消化了裸卖空禁令。消化了火箭筒声明。消化了众议院的投票。
然后继续按照它自己的方向走。
往下。
保尔森把铅笔放在拍纸簿上，靠在椅背上。
他原本的计划，他在七月初就制定好的、在法案通过之后按部就班执行的计划，是一个线性的、有序的、逐步推进的计划。
先解决两房。拿到授权，展示威慑，稳住市场。
然后处理雷曼。推动雷曼找到一个战略买家或者注资方——KDB、巴克莱、美国银行，谁都行。
让雷曼以一种体面的、不引发恐慌的方式完成自救。
然后处理美林。同样的逻辑。
一个一个来。有序的。可控的。
但过去两周发生的事情让他开始怀疑这个“一个一个来“的假设。
问题不是出在任何一家特定机构身上。问题是那种弥漫在整个市场里的、无处不在的、像慢性毒气一样侵蚀着一切的东西。
不信任。
他能感觉到它。在每一个和华尔街CEO的电话里。在每一份从纽约联储送来的隔夜市场监控报告里。在每一次和盖特纳的深夜通话里。
信任在一点一点流失。不是某一天突然崩塌，而是每天漏一点，每天漏一点。
像一个水龙头没有完全关紧，你听得到滴水的声音，但你找不到那个坏掉的阀门在哪里。
不。他知道那个阀门在哪里。
至少他知道其中一个。
保尔森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书架的第三层，在一排关于鸟类学的书籍后面——观鸟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他找到了一个他上周放在那里的文件夹。
他把文件夹抽出来，拿回书桌前。
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份四页的打印稿，页眉上的标题已经被全世界读过了无数遍。
《关于当前市场环境与远星资本投资立场的公开信》
保尔森不是第一次看这封信了。七月七日发出来的当天，他的助理就把它放在了他的简报里。他当时只花了五分钟浏览了一遍，在心里的归类是“一个做空者的例行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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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IndyMaC倒了。
然后他重新把这封信拿出来仔细读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
现在是第四遍。
让他反复回来看这封信的，不是信的内容——内容他同意大部分，不同意小部分，总体来说不算出格。
是时间。
七月七日发出。七月十一日IndyMaC倒闭。
四天。
而且不只是IndyMaC。信里提到的每一个风险指标——商业地产估值、第三级资产、短期融资依赖——在过去三周里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
保尔森不相信预言。
他在高盛交了三十二年的学费，早就学会了一件事：在华尔街，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所有声称自己能预测未来的人，要么在撒谎，要么即将破产。
但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在预测未来。他是在描述现在。他在华尔街水面下看到的那些东西——CDS利差的异常走阔、信用市场的信任流失、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收紧信贷——这些不是预测，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到。因为大部分人看的是股价，是新闻标题，是SEC的禁令和保尔森自己的火箭筒声明。
这些东西和水面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讲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保尔森把那封信翻到最后一页。
“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是所有人都在恐惧的时候。恐惧至少意味着人们还在看着风险。最危险的时刻，是所有人都不再谈论风险的时候。“
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放回了文件夹里，但没有把文件夹放回书架。他把它放在了桌上，和那份两房持仓汇总表并排。
一份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机密文件。一份来自一个二十六岁华裔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开信。
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保尔森重新坐下来，拿起铅笔。
他在拍纸簿上那个“但“字后面，写了一行字。
“查账。在动手之前，先知道真实的数字。“
他需要知道两房的窟窿到底有多大。不是那些经过会计师粉饰过的、被管理层装进年报里的数字。
是真实的、剥掉所有包装之后的数字。
这意味着他需要派人进去。公开的审计会引发恐慌。所以是私下的、小范围的、只有他和几个最核心的人知道的摸底。
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是可控的——也许一两百亿，也许三四百亿——那火箭筒的威慑逻辑还能站住。政府展示能力，市场恢复信心，两房继续运转，不需要真的开枪。
但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窟窿大到某个临界值以上——
保尔森没有写下那个“如果“之后的计划。
因为那个计划意味着他对那些议员们撒了谎。他说过“我不会轻易使用它“。
如果他在拿到授权后的几周内就真的接管了两房，那些投了赞成票的议员会怎么看他？
他们会觉得被骗了。
在华盛顿，被骗了一次的议员，第二次绝对不会再站在你这边。
而如果在两房之后——如果在秋天——如果还有另一家、或者好几家机构需要政府出手——
他需要那些议员再投一次赞成票。
他们会投吗？
保尔森把铅笔放下，用手掌按住了太阳穴。胃又开始烧了。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板胃药，按出两粒，用那杯常温水送了下去。药片很小，但在干燥的喉咙里刮过的感觉很明显。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另一个方向。
远星资本。
这封公开信的作者。那个叫LanCeWalker的年轻人。
保尔森对他的了解不多。他知道的是：贝尔斯登，七个亿。石油，二十多个亿。公开信。IndyMaC。
这些公开信息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让华尔街和华盛顿都不太舒服的轮廓。
但让保尔森真正不舒服的不是这个轮廓本身。
是另一个名字。
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他的老搭档。他在高盛的继任者。华尔街此刻最有权势的CEO之一。
保尔森知道布兰克费恩在六月份的大都会晚宴上带着Walker出席。
他当时就在场，只是因为财政部长的身份所以没有和他接触。
当时他并不觉得那有什么问题。布兰克费恩发现了一个有潜力的猎手，然后把他拉拢到高盛的场子下；这很正常。
但现在他不由得会想一个问题：
布兰克费恩和Walker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普通的客户关系？Walker通过高盛的通道做交易，所以布兰克费恩带他出来社交一下，这在华尔街很正常。
还是更深一层的什么？
保尔森不想往太深的方向想。他和布兰克费恩认识了二十多年。他亲手把这个布鲁克林出身的交易员一步步提拔到了高盛的最高位置。
他信任布兰克费恩。至少他告诉自己他信任布兰克费恩。
但信任这种东西，在当前这个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市场环境里，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
高盛在做空贝尔斯登的时候赚了一大笔。这是公开信息。
高盛在次贷危机中整体上站在了做空的一方。这也是公开信息。
布兰克费恩比华尔街任何一个CEO都更早、更果断地削减了高盛的次贷敞口。这是保尔森从内部渠道知道的。
所有这些决策都是合法的、理性的、作为一个公司CEO应该做的事情。
但如果把远星资本的做空行为、远星的公开信、公开信引发的市场恐慌、恐慌对两房和雷曼的冲击，以及高盛和远星之间的主经纪商关系——如果把这些东西放在一条线上——
保尔森摇了摇头。
他不能沿着这条线想下去。
沿着这条线想下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即使布兰克费恩和Walker之间有某种超出正常客户关系的合作——他能怎么办？去质问布兰克费恩？
“劳埃德，你是不是在利用Walker来做空你的竞争对手？“
布兰克费恩会怎么回答？他会笑着说“汉克，你想多了“。
然后两人之间二十多年的关系就会出现一道裂缝。
而保尔森现在需要布兰克费恩的合作——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一场金融机构救援行动中，高盛作为华尔街最强大的投行，都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所以他不能问。
不是不想，是问了之后的代价比不问更大。
保尔森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清除出去。像清理交易台上一笔已经平仓的废单一样。干脆利落。不纠缠。
他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到拍纸簿上。
“查账。“
他在这两个字下面又加了几行：
“FHFA（联邦住房金融局）配合。不走正式审计程序。财政部内部小组。三到四个人。两周内出结果。“
他看着这几行字，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做最坏情况的估算。“
笔尖在“最坏“两个字上停了一下。
最坏。
如果最坏的情况是两房的窟窿大到无法用威慑来掩盖呢？如果摸底的结果显示必须真的开枪呢？
那他就得接管两房。
在法案墨迹未干的几周之内。在他刚刚对国会承诺“我不会轻易使用它“之后。在大选进入最后冲刺的时候。
保尔森把铅笔放在拍纸簿上，闭上了眼睛。
在黑暗中，他看到了那些议员的脸。那些在投票前的闭门会议上被他一个一个说服的、最终投了赞成票的脸。
他们信任他。
如果他在几周之后就打破了那个承诺——
他们下次还会信任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