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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章昂贵的律师(第1/2页)
亲戚们荒诞的“怀旧”与自我安慰，如同投入泥潭的石子，除了激起几圈带着腐臭的涟漪，并未能改变他们正在下沉的命运。冰冷的现实——巨额损失、债主临门、生活无着——很快用更尖锐的刺痛，将他们从自我编织的“小斌能干、时运不济”的幻梦中拽了出来。当卖惨哭求在王海那里碰了硬钉子，当美化过去也无法变出真金白银时，一种更实际、却也更令人绝望的焦虑，开始在他们中间蔓延：法律。
最初提出“请律师”的二舅妈，在碰壁之后，并未放弃这个念头，反而在走投无路中，将这个想法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在亲戚圈中更积极地游说。她的逻辑简单而直接：警察只抓人，追赃挽损太慢，指望不上。必须自己请律师，主动去告王小斌，让他赔钱！就算他现在坐牢，就算他名下没钱，也要通过法律判决，把这笔债钉死！万一他以后有钱了呢？万一能从他那个躲起来的妈（大姨）那里追索到什么呢？
这个提议，在绝望的人群中引起了复杂的回响。一部分损失相对较轻、或者对拿回钱已基本不抱希望的人，态度消极。“请律师？说得轻巧！律师费你出啊？我们现在饭都快吃不上了！”“就是，告赢了又怎么样？王小斌都进去了，他那个妈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告赢了也是一纸空文，拿不到钱，还白白搭进去律师费！”
但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押上了全部身家、甚至借贷投资的，如二舅、三姑、堂哥等，则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他们吵吵嚷嚷，认为必须告，不仅要告，还要请最好的律师，打一场漂亮的官司，把损失尽可能追回来。至于律师费，他们的想法起初是朴素的、也是自私的：“大家凑啊！每家出一点，总能凑出来吧？赢了官司，从追回的钱里扣，或者让王小斌赔！”
然而，现实的铁壁，首先就撞在了“律师费”这道坎上。
在二舅妈和堂哥的牵头下，几个“主战派”的亲戚，开始偷偷地、分头去咨询律师。他们不敢找那些有名的大律所，怕被瞧不起，也怕收费太贵。他们找的是街边小律所，或者熟人介绍的、听起来“有关系”、“有门路”的“能人”。
咨询的结果，却像一盆盆冰水，浇得他们透心凉。
第一个咨询的，是堂哥通过一个工友认识的、据说“在法院有关系”的“法律工作者”。对方在听了堂哥结结巴巴、夹杂着大量个人情绪和无效信息的案情描述后，叼着烟，眯着眼，慢条斯理地说：“非法集资啊，涉众型经济犯罪，这个嘛，比较复杂。公安立案侦查阶段，主要是刑事责任。你们想追民事赔偿，得等刑事案件有了一定结论，或者另案提起民事诉讼。周期长，变数大。”
堂哥急了：“那……那能不能告？能告赢吗？”
“告当然能告。赢不赢，看证据，看被告人有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对方弹了弹烟灰，“你们手里有什么证据？投资合同、收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有吗？”
“有有有！合同有，收据有，转账记录也有！微信聊天记录更多！”堂哥连忙说。
“光有这些不够。要证明是王小斌个人诈骗，还是公司行为，这关系到责任主体。还有，你们这些亲戚之间，互相拉人头的，算不算共同犯罪或者有过错，也可能影响责任划分。”
堂哥听得一头雾水，只关心最实际的：“那……请您打这个官司，要多少钱？”
对方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
“两万？”堂哥心里一紧。
“二十万。起步。”对方吐出烟圈，“这是基础代理费。如果涉及财产调查、执行，还有风险代理，就是按追回金额的比例提成，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不等。而且，不保证结果。官司输了，或者执行不到钱，这二十万也不退。”
堂哥的脸瞬间白了。二十万！还不保证能拿回钱！他现在连两千都拿不出来！
第二个咨询的，是三姑的女儿托同学问的一个正规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律师很正规，但报价同样不菲。简单咨询费就要五百一小时。如果要正式代理，鉴于涉及人数较多、金额较大、案情复杂，初步评估代理费在十五万到二十五万之间，同样需要先支付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并且不承诺结果，风险代理比例另议。
三姑听完女儿的转述，当场就哭了。“十五万！把我卖了也不值十五万啊！”
二舅妈自己，也偷偷找了个小律所。对方报价相对“亲民”，开口要八万，说能“想办法推动案件，尽量多追回损失”。但二舅妈多了个心眼，偷偷托人打听，结果听说这个律师口碑很差，经常收钱不办事，或者乱打包票，最后不了了之。吓得她再也不敢联系。
一轮咨询下来，高昂的、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律师费用，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将这些刚刚燃起一丝“法律维权”希望的亲戚们，重新压入了绝望的深渊。他们这才痛苦地意识到，法律，这个他们平时觉得遥远、此刻又视为救命稻草的东西，对穷人而言，门槛是如此之高。他们连请一个靠谱律师的“起步价”都付不起。
绝望催生出更激烈的争吵和互相指责。在又一次的非正式“碰头会”（不敢再大张旗鼓，只能在小范围内，如同地下接头）上，几个核心受害者聚在二舅家，气氛压抑而暴躁。
“二十万！他怎么不去抢？”堂哥红着眼睛，捶着桌子，“把我们这些人卖了，也凑不出二十万！”
“我打听的那个也要十五万，还说只是起步！”三姑抹着眼泪，“这官司还怎么打？没法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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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你们！”一个损失了八万块的远房表叔突然指着二舅妈和堂哥吼道，“当初要不是你们上蹿下跳，说什么稳赚不赔，拉我们入伙，我们能栽进去吗？现在出了事，你们说要告，告个屁！律师费谁出？你们出啊！”
“放你娘的屁！”堂哥猛地站起来，额上青筋暴起，“当初是谁听说利息高，屁颠屁颠把钱送来的？是我拿刀架你脖子上了？现在赔了钱，倒怪起我来了？你自己没长脑子？”
“你骂谁呢？要不是你吹得天花乱坠，我能信？”表叔也不甘示弱。
“行了！都少说两句！”二舅拍着桌子，他比之前更显苍老憔悴，眼窝深陷，“现在吵这些有什么用？能吵出钱来吗？当务之急，是怎么弄到律师费！”
“怎么弄？去偷？去抢？”三姑哭着说，“我们家现在就靠我那点退休金过日子，老头子（指三姑父）气得住院，医药费都欠着呢！我哪还有钱？”
“要不……咱们再凑凑？”二舅妈试探着说，但声音越来越低，“每家……每家再出一点？为了把官司打赢，拿回钱，现在勒紧裤腰带……”
“出一点？出多少？”表叔冷笑，“我家就那八万棺材本，全进去了！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你让我去哪儿弄钱？你出多少？你家不是投了十五万吗？你家先拿十万出来！”
“我家哪还有十万？”二舅妈尖叫起来，“我那钱还有五万是借的！债主天天堵门！我要是有钱，还用在这里跟你们磨嘴皮子？”
“那你说怎么办？等死吗？”
“好了！”二舅再次打断争吵，他喘着粗气，眼神扫过一张张或愤怒、或绝望、或麻木的脸，最后，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用嘶哑的声音说：“实在不行……咱们去找王守业家。”
房间里瞬间安静了一下。
“找他们家？”堂哥皱眉，“上次还没闹够？王海那态度，你又不是没看见！六亲不认！”
“这次不一样。”二舅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神里闪烁着一种混合着无奈和某种算计的光芒，“咱们不是去闹，是去……去商量。他们家的五万，不也没了吗？他们就不想拿回来？王海认识人多，有本事，说不定……能认识便宜点的律师，或者，有什么门路，能少花点钱？”
“他能有什么门路？他自己工作都丢了！”堂哥不以为然。
“他丢了工作，可他之前是在大公司当高管的！人脉总有点吧？”二舅妈眼睛一亮，仿佛又看到了希望，“再说了，就算他没门路，他们家住的那地方……你们没发现吗？自从那天咱们去闹过之后，他们家就没人了！我后来去过两次，都锁着门，打电话也不接。他们肯定躲出去了！能一下子找到地方躲起来，还能是普通地方？说不定，王海真认识什么厉害人物，能帮上忙！”
这个猜测，让在场的人心思又活络起来。是啊，王海家突然就消失了，肯定有去处。能这么快安排好，说不定真有点背景？
“就算他认识人，他肯帮我们吗？”表叔表示怀疑，“上次咱们那么对他家……”
“上次是上次！”二舅打断他，语气带着一种近乎无赖的“理直气壮”，“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亲戚！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他王海再有本事，还能真看着咱们这些叔伯姑姑去死？他现在是没投钱，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他爸妈不也投了五万？他就真不心疼？咱们去找他，好好说，不闹，就讲道理。告诉他，咱们请律师，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包括他爸妈的利益。让他帮忙找找门路，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律师，或者，能不能先帮着垫一点……等追回钱来，第一个还他！”
这个提议，充满了自我安慰和一厢情愿。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似乎成了唯一可能有点希望的路。尽管所有人都知道，王海上次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这条路的希望极其渺茫，但溺水的人，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拼命去抓。
“那……谁去说？”三姑怯怯地问。
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二舅和二舅妈身上。上次是他们牵头上门闹的，也是二舅妈打电话哭求的，算是和王海家“打交道”最多的。
二舅和二舅妈脸色都很难看。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去碰钉子，但眼下，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且，内心深处，他们也未尝没有一丝侥幸：万一王海心软了呢？万一他看在亲戚一场，看他爸妈也损失了钱的份上，伸手拉一把呢？
“我去试试吧。”二舅最终叹了口气，像是下定了赴刑场般的决心，“不过，电话估计是打不通了。得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他们人。还有，这事先别声张，咱们几个知道就行。万一……万一不成，也不至于太丢人。”
一场新的、目标指向王海家的、以“求助”为名、实为新一轮道德绑架和索取的计划，在绝望和侥幸心理的交织下，再次悄然成形。只是这一次，他们索要的不再是直接的赔偿，而是“门路”和“垫资”，是王海可能拥有的、他们想象中的人脉和资源。而他们并不知道，王海此刻的“人脉”和“资源”，其背后所代表的，是怎样危险和复杂的旋涡。他们更不知道，自己这孤注一掷的、试图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举动，将会把他们，以及他们想要“求助”的对象，推向怎样更尴尬和决绝的境地。而“昂贵的律师”这五个字，如同一道冰冷的铁闸，不仅阻断了他们通过法律途径自救的幻想，也预示着，这场由金钱引发的亲情崩塌，即将进入一个更加丑陋、也更加彻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