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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章母亲的哭腔电话(第1/2页)
陈默提供的临时住所，位于城市新区一个安保森严的高档小区。门禁严格，进出都需要刷卡或人脸识别，小区内绿化茂密，楼间距宽敞，私密性极佳。房子是装修好的样板间风格，整洁但缺乏生活气息，显然不常有人住。钟点工每天会定时来打扫、准备简单的餐食，如果需要用车，也可以联系那个指定的司机。一切安排得周到而疏离，如同酒店服务，让王海一家暂得安宁，却也时刻提醒着他们，这份安宁来自何处。
父母起初极度不适应。母亲对陌生环境感到不安，总觉得不自在，反复念叨着家里没关的窗户、没浇的花。父亲则沉默寡言，常常站在落地窗前，望着楼下精致的园林景观发呆，背影显得格外佝偻。他们问过几次这是谁的朋友的房子，王海都用“一个生意上有往来的朋友，正好空着”含糊带过。父母看出儿子不愿多说，加上确实疲于应付亲戚们的纠缠，也就渐渐不再追问，只是将疑惑和忧虑压在心底。
暂时远离了直接的骚扰，父母的情绪稍有平复，但心理上的创伤和压力并未消失。母亲夜里仍会惊醒，担心有人敲门；父亲则明显更加沉默，饭量也减了。王海尽量陪着他们，说些宽慰的话，但自己也心事重重，家里的气氛沉闷而压抑。
搬进来的第三天，母亲一直关着、调成静音的手机，还是响了起来。一开始是微信语音通话的请求，母亲看了一眼，是二舅妈，没接。对方锲而不舍，连续打了好几个。后来变成了直接来电，屏幕上跳动着“二舅妈”三个字，仿佛带着某种不祥的催促。
母亲拿着手机，看着王海，眼神里充满犹豫和一丝恳求。她知道不该接，但又怕真是有什么急事，或者，内心深处那点残存的、对亲戚情分的顾念，让她无法完全硬起心肠。
王海看着母亲的神情，心中暗叹。他知道，完全隔绝是不可能的，亲戚们总有办法联系上。而且，他也想听听，在陈默介入（他推测陈默已经开始行动）之后，这些人又会说什么，态度是否有变化。
“妈，接吧。开免提，听听她说什么。记住，不管她说什么，哭什么，都别答应任何事，也别说我们在哪。”王海低声道。
父亲也点了点头，神情严肃。
母亲深吸一口气，像是要面对什么酷刑，颤抖着手指，按下了接听键，并打开了免提。
“喂？二……二舅妈？”母亲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电话那头先是传来一阵压抑的、仿佛捂着嘴的哽咽，然后是二舅妈带着浓重鼻音、明显哭过的声音：“秀兰啊！我的好嫂子！你可算接电话了！”
这开场白和之前的围堵时截然不同，少了气势汹汹，多了凄惶无助。母亲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是“嗯”了一声。
“嫂子，我对不起你们！我真的对不起你们啊！”二舅妈的声音陡然拔高，哭腔更重了，“那天……那天我们猪油蒙了心，听了别人的挑唆，跑去你们家闹，说了那么多混账话！嫂子，你骂我吧，你打我都行！我们不是人！我们是被钱逼疯了啊！”
母亲愣住了，看向王海。王海眉头微皱，示意她继续听。
“那天回去，你二舅就把我狠狠骂了一顿！说我们不是东西，自家亲戚遭了难，不想着帮衬，还去落井下石！小斌骗了我们的钱，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你们也是受害人啊！我们怎么就……怎么就鬼迷心窍，跑去逼你们呢！”二舅妈哭得情真意切，充满了懊悔，“大军（堂哥）也被他爸（王海的大伯）骂了，说再敢去你们家闹，就打断他的腿！嫂子，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们吧！”
母亲听着电话里的哭诉，心肠本就软，加上自己也损失了钱，同病相怜，眼眶不由得也红了，嗫嚅道：“他二舅妈，别……别这么说……那天，那天大家也是急疯了……”
“嫂子！你肯原谅我们就好！我就知道你心善！”二舅妈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哭音稍敛，但语气更加凄楚，“嫂子，我们现在是真没办法了！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二舅气得病倒了，躺床上直哼哼。我那十五万，里面有五万是跟人借的啊！现在人家天天堵着门要债！我……我真不想活了！”
母亲听得心惊，忍不住道：“啊？怎么会这样？那……那可怎么办啊？”
“怎么办？能怎么办？只能指望王小斌那个杀千刀的案子，能追回来一点是一点！”二舅妈话锋一转，又带上了怨气，但很快又压了下去，变成了哀求，“可是嫂子，这官司……我们不懂啊！警察那边，问了几次，就说在查，在追赃，让我们等。可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等不起啊！”
“那……那你们想……”母亲隐约猜到了什么。
“我们想请个律师！”二舅妈立刻接口，声音急切起来，“大家都商量了，王小斌这案子，光靠警察不行，我们得自己请律师，去告他！让他赔钱！就算他坐牢，该赔的钱也得赔！就算他现在没钱，他以后出来了也得赔！”
“请律师？”母亲下意识地重复。
“对！请律师！专业的，厉害的律师！”二舅妈语气笃定，随即又带上了哭腔，“可是嫂子，这请律师得要钱啊！我们现在哪还有钱？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钱请律师？大家凑了又凑，连律师的咨询费都出不起！那些大律师，开口就是几万、几十万，我们……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啊！”
母亲拿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她明白了，绕了一大圈，哭诉、道歉、卖惨，最终目的还是——钱。只不过，这次不是直接要赔偿，而是要“借”钱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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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咱们可是一家人啊！打断骨头连着筋！”二舅妈的声音充满了哀求，“现在小斌进去了，大姨一家也躲着不见人，我们能指望谁？就只能指望你们了！小海他认识人多，有本事，能不能……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把律师请了？等官司赢了，追回钱来，我们第一个还你们！加倍还都行！嫂子，我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吧！不然我们真的只有去跳楼了！”
说到最后，二舅妈已是泣不成声，那哭声透过话筒传来，凄惨而绝望，狠狠地撞击着母亲柔软的心肠。母亲的眼圈彻底红了，嘴唇哆嗦着，眼看就要说出什么安慰或者承诺的话。
王海***在母亲前面，对着话筒，用清晰而冷静的声音说道：“二舅妈，我是王海。”
电话那头的哭声戛然而止，像是被掐住了脖子。几秒钟难堪的沉默后，二舅妈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自然和尴尬：“小……小海啊，你在家啊。”
“我在。”王海的声音没什么起伏，“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借钱请律师的事，我帮不上忙。第一，我自己也刚失业，没有积蓄。第二，我父母的钱也被王小斌骗走了，现在手头很紧。第三，律师费是你们打官司的必要支出，应该由你们这些原告，也就是集资参与人自己承担。如果连基本的律师费都凑不齐，法院可能也不会支持你们的诉求。”
他的话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同时也冰冷地划清了界限。
“小海，你……你怎么能这么说？”二舅妈的声音又带上了哭腔，但这次似乎少了些凄楚，多了些气急，“我们都是一家人啊！你现在说这种话？你妈刚才都……”
“我妈心软，听不得人哭。”王海打断她，语气加重了一些，“但哭解决不了问题。二舅妈，我理解你们的难处，但我们的难处，谁来理解？那天你们堵在我家门口，要砸门，要我们赔钱的时候，想过是一家人吗？现在走投无路了，又想起来是一家人了？”
电话那头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
“律师，你们可以自己去法律援助中心咨询，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或者，你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凑钱请一个律师，分摊费用。这是你们自己的事。”王海继续道，不留任何余地，“至于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调查，等待结果。其他的，无能为力。另外，二舅妈，我提醒你，也请转告其他亲戚，根据刑法，非法集资参与人，其损失自行承担。你们当初是自愿参与，甚至是主动追着王小斌投资的。现在出了事，追究王小斌的刑事责任没问题，但想把损失转嫁到我们头上，或者用骚扰、威胁的方式逼我们拿钱，是违法的。上次的事，我们报了警，有记录。如果再有下次，我们不会客气。”
他的话，冷静，强硬，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也暗示了某种“背后有人”的底气（至少他希望对方这么理解）。这显然超出了二舅妈的预期，也超出了她准备好的哭诉剧本。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王海以为对方已经挂断了，才传来二舅妈有些干涩、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惧意和怨恨的声音：“好……好，王海，你厉害。你六亲不认，我们高攀不起。就当我们没打过这个电话！”
嘟——嘟——嘟——
忙音响起，电话被挂断了。
母亲握着手机，呆呆地坐在那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说不清是心疼亲戚的遭遇，还是对儿子如此决绝态度的无措，亦或是想起自家那五万块钱和这些日子担惊受怕的委屈。父亲走过来，拿过手机，放在一边，叹了口气，拍了拍妻子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王海看着父母，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的话很冷酷，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他必须如此。陈默的庇护是暂时的，也是危险的。他不能再给那些亲戚任何幻想，任何软弱的可乘之机。他必须让他们清楚，哭诉、哀求、道德绑架，在他这里统统没用。他们必须自己面对自己酿下的苦果。
二舅妈的这个电话，像是一个风向标。它表明，在经历了最初的疯狂围堵和正面冲突后，在某种未知的压力或“提醒”下（王海猜测是陈默的手段开始起作用），亲戚们的策略正在转变。从赤裸裸的威胁和索取，变成了打亲情牌、卖惨哭求。这或许意味着直接的暴力骚扰会减少，但软性的、更令人心烦和难以应对的情感勒索，可能会增多。
而且，他们提到了“请律师”。这说明，在绝望中，他们开始尝试用相对“合法”的途径自救。这或许是好事，至少能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王海家转移到王小斌的案子本身和法律程序上。但凑不齐律师费，又会将他们逼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会怎么做？互相指责？狗咬狗？还是将目光投向其他他们认为“有钱”或“有责任”的目标，比如依旧躲藏的大姨一家？或者，再次将怨气转嫁？
王海不知道。他只知道，母亲的这个哭腔电话，只是一个开始。亲戚们的绝望和疯狂，并未因策略改变而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更黏稠、更纠缠的方式，继续渗透过来。而他，必须比以往更加坚定，更加冷静，才能守住这来之不易的、脆弱的避风港，同时，继续扮演好陈默需要的那个“观察窗口”的角色。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静谧的园林，心中没有半点轻松。风暴只是改变了形态，远未平息。而陈默的“处理”，究竟能带来多久的安宁？刘明远，又在谋划什么？这些问题，如同阴云，依旧笼罩在他的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