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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9章盖棺定论(第1/2页)
德国柏林，一九四〇年六月上旬。
《柏林日报》编辑部。
弗里德希是《柏林日报》的时政评论员，五十六岁，战前在莱比锡大学读哲学，革命后一直在报社工作，写了二十多年的评论。
他的文章以“刀快”出名，读起来不绕弯子，一段话里能砍三刀。
美国那篇“谁创造了这个世界”传到柏林之后，编辑部的人问他写不写。
他说“写”。他花了两天时间，翻了三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又把韦格纳过去二十年的讲话稿翻了一遍。
第三天早上，他把稿子交到编辑部，标题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答李普曼先生”。
文章发在六月七日的头版，全文如下：
“李普曼先生最近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他说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说资本主义把人类从封建王朝的泥潭里拽了出来，给它装上了铁路、电报、工厂和轮船。他说社会主义是寄生在资本主义躯体上的，摘了资本主义种的桃子。
他说得很有文采，但文采不等于真理。今天我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韦格纳同志的话，一条一条地驳他。”
“李普曼先生说，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
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确实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马克思在同一页上接着说了另一句话——‘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什么叫‘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就是说，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最终会撑破资本主义自己的生产关系。
它造出来的工厂、铁路、轮船，最后会变成埋葬它自己的工具。
李普曼先生只引了前半句，没引后半句。
这不是他的疏忽，这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
“李普曼先生说，资本主义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进了城，当了工人，挣了工资，读了书。
这话说得好像资本主义是慈善家一样。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写过——曼彻斯特的工人住的是什么房子？
是地下室，是阁楼，是背靠背的排屋，墙是湿的，地是泥的，一家七口挤在一间屋里。
他们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吃的是掺了锯末的面包。他们十岁就进了工厂，二十岁就得了肺病，三十岁就死了。
这就是带有强烈资本主义色彩的‘解放’。
它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然后把农民塞进了工厂的绞肉机里。
李普曼先生说的‘读书识字’，是工人用命换来的。
一八四八年的宪章运动，一八八六年的芝加哥大罢工，一九一〇年的德国工人运动——这些运动流的血，才换来了八小时工作制和义务教育。
不是资本主义发善心给的，是工人斗争争来的。”
“李普曼先生说，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也在搞，而且搞得不比社会主义差。
这话说得太轻巧了。
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分析过——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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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垄断资产阶级从超额利润里拿出一小部分，收买工人贵族，分化工人队伍的手段。
列宁管这叫‘工人贵族主义’。
罗斯福的新政确实搞了社会保障，搞了失业保险，搞了公共工程。
但罗斯福为什么搞新政？因为一九三三年美国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失业，有几百万人在街上排队领救济粮。
如果不搞新政，美国就会爆发革命。
新政不是资本主义的进步，是资本主义的保命手段。
它保住了资本主义的命，但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病。
什么病？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不解决，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一个都不会少。
罗斯福搞了七年新政，美国经济恢复了吗？没有。
一九三九年美国的失业率还有百分之十七。
李普曼先生怎么不提这个数字？”
“李普曼先生说，社会主义是寄生在资本主义躯体上摘桃子的。
这话我听着耳熟。考茨基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里批过这种论调。
列宁说——‘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躯体里长出来的。但长出来的不是寄生物，是新社会的萌芽。’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得更清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
什么叫‘否定的否定’？
就是说，资本主义否定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
这不是寄生。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李普曼先生说社会主义摘了资本主义的桃子。
我告诉他——桃子不是资本主义种的。
桃子是工人种的，资本主义只是占了桃树，然后把桃子卖了赚钱。
我们把桃树从资本主义手里拿回来，还给种桃的人。
这不叫摘桃子。这叫物归原主。”
“李普曼先生说，德国的工业底子是资本主义打的。
这话对。
德国的钢厂、化工厂、机械厂，确实是资本主义时代建起来的。
但我要问李普曼先生——资本主义建这些工厂的时候，工人拿的是什么？
拿的是十二小时工作日，拿的是黑面包和土豆皮，拿的是十岁进工厂当童工的命。
一九一八年之前，德国工人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一年挣的钱不够买一双靴子。
一九一八年之后，德国工人一天干八个小时，一年挣的钱够买三双靴子，还能带孩子去海边度假。
工厂还是那些工厂，机器还是那些机器。为什么工人的日子不一样了？
因为制度变了。制度变了，分配就变了。
分配变了，日子就变了。
李普曼先生说这是‘换汤不换药’。
我告诉他——药换了。
药就是所有制。
所有制从资本家手里换到了工人手里。
药换了，病才能治。
药不换，你换多少汤都没用。”
“李普曼先生说，我们的退休制度是从‘没有制度’进步到‘有制度’，不值得庆祝。
这话说得太傲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