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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章终章一·巴黎的春天(第1/2页)
一九二七年，巴黎的春天来得不早不晚。
梧桐树的芽苞在三月下旬才迟迟地鼓起来，嫩绿嫩绿的，像一粒粒刚剥出来的豌豆，怯生生地探在光秃秃的枝梢上。
奥斯曼大道两旁的建筑还是战前的老样子，灰色的石墙上刻着繁复的雕花，阳台的铁栏杆上偶尔挂着一两盆刚移栽的天竺葵，红艳艳的，在这座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城市里，显出一种近乎倔强的生机。
战后的巴黎，有一种奇怪的步调。经济在复苏，但又没有完全复苏。
工厂的烟囱重新冒起了烟，咖啡馆的门口又重新坐满了人，剧院里又重新响起了笑声和掌声——这些东西，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能说明这座城市的生命力。
人们的手头仍然不算宽裕，但已经不再像战时那样为了一块面包在寒风中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那种劫后余生的、小心翼翼的欢喜，一寸一寸地渗透进巴黎的空气里，像春天的泥土解冻，表面看不出什么变化，但底下的东西已经在松动了。
顾言深的通运公司，便是踩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一步步地走过来的。
初到巴黎的那几年，公司不过是挂靠在公使馆名下的一间小商号。谈不上什么规模，雇员就那么几个人，账本摊开来不过薄薄一沓。
顾言深白天在公使馆做着随员的本职工作，回到家便在书房里待到深夜，对着那些堆叠在桌上的商品目录、船期表和海关单据，一笔一笔地算，一页一页地看。
青瓷偶尔端茶进去，看到他伏在案前的样子，总觉得有些恍惚，这个在煤油灯下一脸倦容的人，实在不像是从北平那座红墙绿瓦的老宅子里走出来的顾家大公子。
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不是那种存着体面不肯说出口的隐忍，是真正的、从心底里觉得这些事值得做。
青瓷后来想，也许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有些人需要环境来成就自己，而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能找到自己的路。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通运公司的资本逐渐充裕起来。
业务从最开始的日用百货、纺织品、瓷器等传统大宗商品，慢慢向上游延伸。
顾言深不再满足于“把中国的货运到法国来卖”这种低买高卖的简单贸易模式，他开始琢磨更有结构性的东西。
彼时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期，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上马，工业设备的需求旺盛，而欧洲本地制造业的产能恢复速度远远跟不上需求的增长。
他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商业机会，不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在巴黎做中国商品的生意，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在法国市场上做任何有需求的生意。
通运公司开始代理法国工厂从中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
一些工厂主甚至通过他的渠道，直接从中国招募技术工人。对于这些工厂主来说，从中国雇工比从法国本土招人更划算，而那些从山东、河北等地来的年轻人，大多踏实肯干，拿着比法国工人低的工资，干着比法国工人多的活。这在战后法国劳动力和原材料都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在早期，通运公司的经营范围和风险都很有限，随着资本逐步充裕，他开始向更高附加值的艺术品贸易领域发展。
战争压抑了人们对美的追求，而战后欧洲往往会迎来奢侈品消费的报复性反弹。
一九二四年，他创办了“法商中印公司”。
这家公司专营中国艺术品。从瓷器、字画、玉器到青铜器、佛像、漆器，只要是中国古代艺术中值得收藏的品类，都在它的经营范围之内。
货源来自国内几个固定的渠道，有些是通过顾家在北平、上海的旧识牵线，从旧王公贵族手中购得的家藏，有些是通过与古董商的长期合作，从民间辗转收购的精品，还有一些，是那些在法国生活多年的老华侨，因生计所迫，将祖传的物件拿出来转让。
顾言深对这些东西并不全都精通，但他有一个原则，自己看不懂的，绝不碰。他请了一位从前的古董商人做顾问，每一件东西进库之前，必经此人过目。日子久了，他自己也逐渐磨出了一副好眼力，看瓷器看底款，看字画看落款，看玉器看沁色，门道摸得清清楚楚。
法商中印公司自创立以来，经手的艺术品不计其数。一些被巴黎的私人收藏家收入，一些流入博物馆的库房，还有一些转往伦敦和纽约的市场，在拍卖会上几经流转。
这家公司一直到今天仍在运转，以一种安静的、不声张的方式，在法国艺术品市场上占据着一个不大不小但无人可以替代的位置。
而通运公司则在同一时期完成了从“商号”到“现代贸易集团”的转型。
他增设了专门的法务和财务部门，聘请了法国当地的律师和会计师，公司的合同、账目、票据，全部按照现代企业的规范来执行。
他甚至在巴黎第八区租下了一整栋办公楼的第四层作为办公室，窗明几净，地板锃亮，打字机的嗒嗒声从早响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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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前跟他一起在公使馆做随员的年轻人，有的回国了，有的去了别的行业，还有几个留了下来，成了通运公司的第一批正式雇员。
这其中有不少人，是通过“勤工俭学”来到法国的。
一九二〇年代初，近两千名中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一边在工厂和农场劳动谋生，一边自学法语、钻研技术、探索新知。
这批人里后来走出了不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
顾言深的公司收留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安排在通运公司或法商中印公司做着抄写、翻译、跑腿的差事，管吃管住，月发工钱，逢年过节还能领到一份红包。
青瓷和顾言殊主编的《华工周刊》——后来又改名叫《醒报》，也不时有这些年轻人投稿。
他们写自己在工厂里的见闻，写法国的劳工运动，写自己对救国道路的思考。有些稿子写得稚嫩，但里面有一种滚热的、不加掩饰的东西，让青瓷想起自己二十几岁时坐在北平老宅的窗前，隔着落了锁的房门陪顾言深说话的那些夜晚。
《华工周刊》到这个时候已经办了快十年。它起先是一份油印的小报，印数不过五百，读者局限在巴黎几个华人聚居区的狭小圈子里。
后来逐步转为铅印，发行量一度突破三千份，读者从华工扩展到华侨、留学生、商人，甚至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人。
沈青瓷在这份报纸上倾注的心血，不比顾言深在通运公司上花的心思少。
每一期的稿件，她都要从头到尾过一遍。大到社论的立场和措辞，小到标点符号的错误，她都不放过。
她的稿纸上永远是一片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红笔圈了又圈，墨笔删了又删，像一张被反复折叠后摊开的旧地图。
顾言殊管发行和外联，跑印刷厂、跑邮局、跑发行渠道，在市井和商场之间往来奔忙，那份当初用来画画的手，后来握得最多的是合同、账单和借据。
姑嫂二人的分工，在这十年间逐渐定型，也渐渐默契。
青瓷坐得住。她可以在一张书桌前待上一整个下午，把一篇稿子改上七八遍，直到最后一个句子读起来顺了才放手。
阿沅偶尔来送茶，看到她伏案工作的侧影，总要悄悄说一句“太太，歇一歇”。青瓷头也不抬，只说一个字“好”。但这个“好”字，常常要等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才能兑现。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这份报纸的议题已经不限于华工本身了。
它报道巴黎和会的进程和结果，报道山东问题在外交上的狼狈处境，报道国内五四运动的汹涌浪潮。
青瓷自己在上面写了不少文章，措辞没有当初写《沉默的十字架》时那样激烈，但锋利一如既往。她不再用感叹句了，年轻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写下几个感叹号，到了三十岁以后，她的文章里连问号都不大用。
这几年的连轴转，把她的身子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拖垮了。
她要强，不肯说。阿吉端上来的汤，她一口一口地喝，顾言深劝她早睡，她说“好”，但书房里的灯照旧亮到后半夜。
她的肺在那些奔波于巴黎雨夜的深秋里落下了病根，一直断断续续地咳着。每逢换季便加重，咳到气喘，咳到蹲在路边直不起腰，缓一口气，站起来，继续走。
当初生润润时留下的隐疾，也在这些年的操劳中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展露了出来。
起初只是腰酸，后来变成经年的隐痛，再后来，痛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蜷在椅子里，面色苍白，额上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她不跟顾言深说。她觉得那不是什么大毛病，不是什么值得让他在外面奔波了一天之后还要操心的事。
但瞒不过身边的人。阿沅每次看到她疼得脸色发白，就去给她灌一个热水袋，塞在她腰后。阿吉把炖了四个小时的汤端上来，碗在桌上放好，调羹搁在碗沿上，退出去，轻轻带门。
一九二七年初，黄宝珊从纽约来信，信上措辞客气而得体，末了附了一句：“姐姐的身体若不见好，不妨来纽约看看。这边的医生比起巴黎来，总归是强一些的。我帮你安排。”
青瓷把信折好，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没有回。
又过了一阵子，宝珊的信又来了。这次没有那句“不妨来纽约看看”了。开头便是：“船票我替你订好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带着润润来就是。”
青瓷看着那行字，看了两遍。宝珊的脾气她太清楚了。
那天晚上，她跟顾言深说了。
顾言深坐在书房那把老旧的橡木椅子里，听着。是他给顾庭昀和黄宝珊拍了电报，请他们帮忙找医生的，那几年的沈青瓷他劝不住。
“去吧。到了纽约，给我电报。”
她把宝珊的信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开始收拾行李。